安倍晋三遇刺、室温超导问世、巴以冲突再起：日常事件背后的历史参与与批判

“你听说了吗？安倍晋三被暗杀了。” “南阳人竟然在音乐节上偷东西了？” “常温超导体要问世了！”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实际上再次发生战斗。” “怎么在湖南卫视上播放这么愚蠢的节目！”……尼尔·波兹曼最担心的事——没有序言的新闻成为街谈巷议——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对此并不悲观。一个又一个不可预测、未知的“事件”将撕裂现实，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银幕上。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很多人还在用旧的理论范式来回答这些“事件”，仍然认为自己在“见证历史”，并不认为自己在“参与历史”。这些历史不应该被盯着看。在当今高度信息时代，神秘和崇高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参与的日常生活事件。日常生活比崇高更值得批评，这就是列斐伏尔试图实现的目标。

列斐伏尔193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为反对苏联教条主义而进行的理论澄清，在今天仍然引起共鸣。辩证法到底是什么？从赫拉克利特、老子到马克思，从平行的古希腊先秦时代到现在，我们一直有一种叫做“辩证法”的东西存在，不同的思想家对它有不同的解释，仿佛没有确定的性别。这种缺失的确定性是辩证法的本质造成的。正是这一历史变迁提醒我们，辩证法本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工具箱。连同哲学本身，至少没有沦为“永久的七点纲要”。 ：一个封闭的体系，辩证法占四分，唯物主义占三分。

在这样的系统中，除了追求教学方便的基础教材之外，只有词典才会这样显示。字典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共时的符号系统。在这个体系中，每个符号都有其明确的含义，没有得失的余地。然而，即使是字典也会屈服于现实，因为语言毕竟是现实社会中使用的东西。不向现实屈服只会证明它已经死了，就像拉丁语的命运一样。然而，最灵活的思维方式已经戏剧性地石化，就像俄狄浦斯弑父一样，哲学本身“远比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判断更丰富、更复杂”。 ”

这种复杂性是现实赋予的，如果我们更激进的话，辩证法就是现实。只是在课堂上讲话，我只喜欢听事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前的）和复杂的理论。当我思考为什么时，我发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复杂的理论范式就是现实本身，而现实又赋予思维极高的理论属性。因此，我很容易区分幼稚的事件和空洞的理论陈述，因为两者都不吸引我。但把辩证法当作字典的人却没有这个能力。

当“一切存在必消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等鼓舞人心的论点出现时，那些喜欢在圣经中寻找段落的教条主义者就显得盲目而有选择性。瞎的。创建你自己的封闭系统，然后称自己为辩证法，然后只服从两个命令之一。当他们服从“一切存在的都必须灭亡”的时候，他们以此来宣告其他一切的必然性甚至愚蠢，而不顾后面的命令，把自己放在偶像的位置上。辩证法连自己都不应该崇拜，才不会陷入二元思维框架内贬低其他思想的境地。正如列斐伏尔在谈到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和相关对象》时所说：“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它对于真理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列斐伏尔才能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产物，实际上却包罗万象，只不过不是黑格尔体系那种强硬包罗万象的风格。这个出发点首先要确定日常生活到底应该被理解为剩余还是基础。

一旦我们不顾现实地以史为鉴，就会陷入历史的陷阱。直到今天，最著名的历史和文学往往忽视日常生活。历史成了帝王将相交往史，文学成了才子佳人的爱情史。正是这种趋势让这个笑话变得可笑：总统也得自己上厕所。长期以来，研究历史和生活似乎是相互排斥的。日常生活总是显得像垃圾，一种残余物，一种伟大事件的毫无价值的排泄物。

然而，垃圾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现实。垃圾只会被扫出视线，但不会消失。牛粪是人类的燃料，亿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遗骸就是我们今天的能源。最杰出人物的最突出事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现在，它逐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不要忘记，即使是最低等的魔鬼也会咆哮：它蔑视所有高高在上的人。这个恶魔是过去的利维坦，本质上被视为日常生活的残余物。一旦它开始蔑视一切高度，它就变得最崇高。事实上，它一直是最崇高的，因为它愿意成为一切的基础。被扔掉只是意味着它已经被使用过。

于是，历史和文学都开始回归日常表达和日常批评，日常生活成为最重要的讨论领域。那些不真实、不贴近生活、不合逻辑的表演遭到拒绝、批评和抵制。人们仍然会记住那些神话，但只是作为文化历史的节点，或者说明人们过去的生活。即使在被视为英雄的美国漫画中，每天面对凌乱现实的蜘蛛侠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当霍拉科娃开始坦白自己对抽象人类的热爱和对具体个体的忽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不会被当时的人们忽视。当人们看腻了香港影视剧中名人的雄伟声音时，像《烈老传奇》这样的小人物故事却感动了无数普通人。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就显得不平凡了。

当然，我无意赞扬或贬低某一类型的作品，因此我不同意列斐伏尔对超现实主义作品过于情绪化的贬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应该停留在批判的领域。文化是随着时代而产生的。压制文化本身对于改变文化来说意义不大。文艺风格的变化，就像伦理道德中的“恶”一样。上一代人的评价标准已经要改变了。马孔多的阵雨，回想起来，让人感叹圣地亚哥的阵雨。奥雷里亚诺的身世无论多么神奇，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甚至体现了阿连德之死的震撼。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人们不会因为文学而无法了解现实。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所以，今天关键不是批评文学艺术，而是批评日常生活。让政治归政治，让文艺归文艺。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学艺术出发进行批评。

过去崇高的事情，比如那些仪式神秘的节日，总是要立足于日常生活。实用性先于逻辑，神秘的东西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无意识的使用而变得模糊。经过理智的评判后，逐渐被淘汰。我们来看看端午节。流行的说法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有的还介绍鬼魂。不过，不管鬼不存在，即使我们只谈屈原，端午节的历史也早于他。那是5月5日的潮汐环境，虫蛇出巢，人们的共同反应，创造了这样的祭祀活动。至于房玄龄的妻子为何吃醋的传说，赋予了“嫉妒”嫉妒的含义，也是类似的。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必须始终由该民族的共同生活来塑造，对共同体的批评也必须从日常生活开始。

如今，那些仍在跳舞、祭拜神的人们，无意中造成了他们不想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些曾经被视为高贵的仪式，在如今见识过现代工业力量的人们看来，其实是可笑的。 。 。要么升级仪式，要么将崇拜改为纯粹的精神崇拜。

当生命被搬上舞台，对生命的批判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把生命视为无生命的存在，那就和过去对神秘偶像的崇拜没有什么区别了。芥川龙之介的《河童》描述了河童世界的生命宗教。尼采、托尔斯泰等自杀者都是他们的追随者。然而，即便是带领主角穿越信徒雕塑的长老，实际上也并不信仰“生命宗教”。批判异化的日常生活是有必要的，但不是“怀旧”式的批判，这就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启发之处。古代生活有理想的土地吗？哪有无忧无虑的故乡？当人类还是猿猴时，我们无忧无虑，但今天的批评不是关于“怀旧”和文学执着，而是关于前进。

至此，过去的崇高结束了，日常生活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重新创造了新的日常生活，从而创造了新的人。一切的基础、一切的事实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魔法应该被抛弃，人类应该被建立。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人就是常人。

“人必须是常人，否则就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