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监察御史毛羽健的生活作风问题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一

民间历史学家称，明朝监察御史毛聿俭因为一些生活方式问题，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当这件尴尬的事情发生时，距离李自成进京只剩下16年了。此时，崇祯刚刚从弟弟、著名木匠熹宗手中接手了半年的烂摊子。茅于谏是前朝监察御史，因弹劾奸臣而被罢官。崇祯需要这样的干部来恢复毛于建观的职权。

他本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奋斗，但毛玉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原来，他的妻子脾气暴躁。她不开心的时候会摔盘子和碗，工作时也经常调皮。毛玉剑心情十分郁闷，暗自萌生纳妾的念头。

在当时，纳妾是成功男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御史虽然是小七品，但身份却很特殊。往下，你可以自己决定与地方官员打交道，重大问题直接向皇帝报告。商商有以小制大的权力，可以查处朝中的大人物。而且，审查员的政治前景特别好。只要被释放到其他地方，担任四品太守，都不算升职。

所以，纳妾对于茅于轼来说是小事一桩，更何况还不是没有熟人。但我就是不敢说话。

茅于健最终决定引虎离山，并建议妻子衣锦还乡。

我老婆真聪明。她必须密切关注这个红薯。如果发生什么事怎么办？于是毛羽剑又补了一句：

“你忘了吗？我是地方官员，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回来了，你能不能别把她当回事？”

这句话太有力了，第二天，我妻子就直奔湖北公安县老家。

妻子一上路，毛玉剑就动员年轻的爱人住到家里。等老婆足够有钱，回京的时候，生米已经熟了，本妃就算不收也收下。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金钱为表忠心，我终于感动了姑姑。毛玉剑心情大好，请了三天假来陪伴新人。

第四天早上，毛玉剑正要起床去上班，突然一声巨响，门开了——是他的妻子！

施虐狂先把小妖精打得鼻青脸肿，然后用手指着地，大喊：“跪下！”威严的御史跪了一天一夜。

毛羽剑想不通，她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北京？它能飞吗？有一天，妻子心情很好，自豪地揭晓了谜底的答案：

“客栈！六百里加急！你明白吗？”

天哪，她竟然敢为了嫉妒而触动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晚上，失去理智的茅于轼迅速上书，给皇帝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建议废除客栈。越多越好！

崇祯皇帝大为感动，当即下令裁减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遣散其余人员。节省下来的六十万多两白银，正好可以节省急需的军费。

崇祯不会算命。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陕西省米脂县银川站的下岗工人群中，有一个不起眼的23岁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李自成。

二

毛玉坚上书废止客栈，事实确实如此。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玉坚毅然站了出来。崇祯采纳了他的建议，多少缓解了驿站积累的问题。

但一些有思想的人却编造了一个鼻子和眼睛都齐全的故事，把明朝灭亡的责任直接归咎于毛羽坚的头上。由此可见他感动了多少人！

其实，明代的驿站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没有办法将首都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中央政府的统治一日无法维持，绵延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根本无法形成。智慧的古人发明了水陆站，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

几十公里外有一个驿站。其功能是传递重要信息和运送军事、政治人员。它是当今保密通信、政府接待酒店以及民航、铁路、高速公路的一体化。作为帝国的生命中心，它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个烧钱的单位。

历代客栈的管理非常严格，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

除执行公务外，不得使用或滥用驿站。违反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唐玄宗利用驿站给杨贵妃送荔枝，这是极为罕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法律法规也变得更加宽松。起初，朱元璋的同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唐圣宗利用职权，违规使用驿站。朱元璋毫不犹豫地解除了他的侯爵身份，贬低了他的爵位。吉安侯私下出去，找关系到驿站借车马，以为领导不知道。结果遭到报道和批评。

明朝后期，皇帝普遍不爱职。有的几十年没有去上班，有的每天和女朋友出去玩。崇祯前身专心制作家具。这么大一个家庭没人管，法律法规越来越混乱，驿站成了腐败重灾区，“老虎”“苍蝇”过着安逸的生活。

1 首先，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为腐败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

作为一个国家机构，该站得到了老百姓的巨额资助。买马、喂马、治马，从事各种服务和苦役，都是老百姓的事。当马因疲劳或疾病而死时，他们自己买单。

不仅如此，客栈的现金支出也都发放给了老百姓，更有什者是乱名乱发放。人们无论怎样努力耕种，最终都会血本无归，家破人亡。这种事实上的奴役，导致了公开的斗殴和无休无止的集体腐败，也让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和解的余地。

驿站就像一座活火山，明朝就坐在火山口上。

2 二是越来越无规矩，客栈成为公共旅游的工具和财政支出的大漏斗。

正如毛宇健在报告中所说：按照规定，介绍信由兵部签发，完成任务后应按时归还。但现在没有回程，严肃的商务旅客必须等待。冲洗介绍信用，填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重复这个循环。驿站干部没有细看，因为他自己也经常索要福利。

即使他自费出行，连干部的家人、亲友也会从中受益，甚至从事违法活动。即使茅玉剑女士确实将公交车用于个人用途，那也是正常的。四川一位领导人去世。他的弟弟通过邮寄将尸体送回了家乡。事实上，棺材里装的是他哥哥收集的金银珠宝。

此时的明朝已经陷入了粮食供给的困境。面对这样的情况，它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3 第三，各种飞蛾扑火，都要求更高的接待标准，要钱要东西。

如果不愿意，他们就会把马折磨死，或者把行李偷走，迫使邮递员花钱去救灾。毛玉坚在奏折中说“警察威力如虎，老百姓生命如丝”，一点也不夸张。

但驿站领导却对此视而不见。驿站不仅是摇钱树，更是结识贵人的最佳平台。他们喜欢做的就是因工作需要不断增加拨款数额，或者向中央索要财政补贴。

那李自成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辞职呢？大饥荒那年，客栈员工有一个诱人的“福利”：吃客人的剩菜！

4第四，没有人站起来说话。

负责保护土地和人民的地方官员应该介入，或者至少向朝廷报告情况吧？扣留资金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乐于维持现状。一些正直的人想要保护自己，怎么敢得罪所有人。海瑞是明代最著名的清官。他还批评了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后来变得“成熟”了。

在这件事情上，海瑞最大的功劳就是留下了几句真话，这句话描绘了当地官员的真实心态：客人多嘴，不满意，后患无穷，万一又怎样？人们不高兴吗？反正钱不是我出的，是“从人民身上拿来的”！

事实上，很多官员也明白，当老百姓无处诉苦、国家有难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早在建国之初，驿站弊端还不明显时，监察御史方孝儒就提出了相关意见。

二十多年前，在毛玉坚提出建议之前，张居正的改革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张居正深知，坏政不从根本上铲除，腐败就会推葫芦上浮；如果不严惩寄生在坏政中的飞蛾，改革就难以实现。而且，改革和反腐败必须尽早进行。他试图推动官办驿站，让农民摆脱除纳税以外的一切负担。

然而新政却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张居正也像毛玉剑一样遭到恶毒攻击。再加上自己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很快一切就基本和以前一样了。

从方孝如到毛玉剑，就这样过去了200多年。到茅于轼写报告的时候，无论是改革弊政还是惩治贪官，都已经失去了机会。

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财力枯竭，百官只顾腐败。满族人以热切的目光逼近山海关。全国范围内发生饥荒，人们出门就会被吃掉。陕西土地贫瘠，饥荒最为严重。人们不再用孩子换食物，而是直接吃亲人的尸体。

朝廷认为外敌是最大的威胁。朝廷不但没有救灾救人，反而征收额外的战争税。因此，陕西省是农民起义最多的省份。较大的有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马守英等，小团体更是数不胜数。陕西还拥有全国最多的驿站。来不及的改革不仅激起了腐败官员的愤怒，也将许多下岗工人推入绝境，扩大了农民军的兵力来源。

也就是说，在东西夹击、天灾人祸的夹击下，腐败的明朝已经具备了崩溃的一切条件。要么死在陕西的农民军手里，要么死在东北的满清手中，只是早晚有一天的事。

至于驿站老员工李自成入侵北京并非他人之举，完全是巧合，与毛玉坚无关。

“灭六国者，六国者，非秦；属秦者，秦者，非天下”！

三

明朝拖延了两百多年的事情，清朝会立即去做。

崇祯皇帝自缢半年后，甲申年十月初十，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在北京即位。当天，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当场通过了一项划时代的政治决定：

立即解决建站问题！

1一是把官办体制从私人改为官办，老百姓从承担一切变为依法缴纳邮政税。政府用钱来支付喂养马匹、提供食物、草和人类服务的费用。 2 其次，政府收税后，不能再向老百姓分摊开支；资金不足的，由中央财政拨款。 3 第三，那些抵制改革并继续从中获利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

新王朝刚建立就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四个月前，李自成临走时烧毁了崇祯府。由于无钱修葺，顺治的加冕典礼和这次会议都是在一间小房子里举行的。国家尚未统一，各地反清复辟活动方兴未艾，军费开支巨大，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他们却主动扔掉钱袋，如何生存这一天？

清廷正在算政治账。他们通过对明朝政治得失的长期研究，发现不人道的职务制度对底层伤害太深，是明末内乱不断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普通人就会认为这两家公司是一样的。更何况，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府，想要在汉族人海中立足，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新政堵住了害人的无底洞，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无数家庭很高兴终于有时间种田、为孩子盖房、娶妻。据《清惠店案例》记载，基层干部收购粮草时，有时会压低价格讨价还价，但老百姓却笑了，因为最可怕的负担没有了。

为了显示其坚定的政治决心，清政府以铁腕手段保障改革。直隶肃宁县县长违反规定，继续乱拨钱，谎称有钱人看到车站财政困难，主动捐款。县令与失职的直隶巡抚、保定巡抚一同下狱。

从那次会议开始，一直到康熙初期，清政府二十年来着力改革和反腐，基本解决了困扰明朝且再也没有反弹的大祸害。清朝入关后很快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也得以长期统治。就连它的退出，也比崇祯更有威严，这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