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新秧歌运动与体育热潮

文丨齐春风刘志鹏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文化娱乐生活却丰富多彩。古老的民间舞蹈秧歌经过中共的重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主要娱乐形式，歌舞晚会也随之出现。体育运动开始流行，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集体操、举重、游泳、登山、滑雪……甚至还有网球。

新秧歌、政治舞蹈

陕甘宁边区秧歌作为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舞蹈，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主要在庆祝传统节日和农历新年时表演，又称“烧红火”。 ”、“好秧歌”、“好社活”、“好秧歌”。经过中共中央的重塑，陕甘宁边区秧歌成为新秧歌运动的主角在延安，被赋予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内涵。

抗战时期，秧歌是边疆人民独特的娱乐方式，秧歌运动也作为农村娱乐方式之一而得到普及。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说，“直到进入延安，我才知道秧歌是边疆地区最受喜爱的艺术。每个延安人谈及秧歌的成功都非常自豪”如果你和他们谈论文艺，他总是问你：“你看过秧歌吗？”就好像你没有看过秧歌，就不配在这里谈论艺术一样，因为他们如此郑重地推荐它，我不禁对秧歌刮目相看。”

赵超构评论说，秧歌运动“在过去被认为不值得恩典。直到毛泽东先生发表《文艺谈话》并提出大众化问题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关注这一民间形式。最初的秧歌纯粹是一种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主要是宣泄人们的郁闷，引起观众的兴奋和欢笑。所描述的故事自然是幽默的。最感性的，是最多的； ” “对于现在的新秧歌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教育都比娱乐更重要。新秧歌给予观众的主要是“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它把共产党要求的东西变成故事，加上艺术糖衣。”

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秧歌剧《兄弟姐妹开荒》

《兄弟姐妹开荒》版画

边境秧歌给进入延安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人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明确指出，新秧歌是一种“政治舞蹈”。作为“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歌舞，共产党在两年前将其复活并政治化”。迄今为止几乎被人遗忘的，现在却在边境地区风靡一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下，秧歌在边疆地区已成为一项大众化的体育运动。 “在延安，经常从事秧歌工作的有鲁艺艺术团、留守团政治部、边区文联戏剧委员会。去年，他们在延安期间开展了秧歌活动。”运动第一期，延安有32支秧歌队，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一支，今年春节，延安城变成了秧歌节，演出了近百个剧目，其中大部分是演出。哪些是整个边疆地区现在共有民间秧歌队600个，据丁玲估计，每12个人就有一个。边境地区一定有秧歌。”

新秧歌运动直接取材于边疆地区人民的真实故事，旨在打破边疆地区存在的妇女缠足、商婚、迷信观念等传统习俗。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有两种：一种是老秧歌，一种是老秧歌，一种是老秧歌。”这是反映旧政治和旧经济的秧歌；这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秧歌。还有一个秧歌叫“张志国”。听说五七镇演出结束后，警察三大队的一个战士绑着双手，去找连长请罚，为什么要求他说：“我要逃。”他不但要逃，还要组织别人逃，他自己都说了，当然没有。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力量。过去几年，因为没有体现出这种力量，过去边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充斥着数百名作家和艺术家。 ，文化人脱离了大众。文艺座谈会举办了一年，慢慢走到了边缘。当他们到达边缘时，他们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所谓“到边”，就是反映群众生活。 ，真实反映了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可以起到指导作用。”

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指出，新杨剧“成立还不到一年，从名字就可以想象，它有一个可以传达的信息。他和长长的假声幕、夸张的对白、僵化的中国戏剧刻板印象”党的秧歌则完全不同，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不识字的人讲述当天的新闻，从而开阔他们的知识面，让他们了解更大的世界。报告相比”。

毛泽东在《论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中也提到“杨家岭秧歌队到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这次杨家岭秧歌队在安塞演出的时候，几位劳动英雄也参加了，和秧歌队一起跳舞。好。劳动英雄觉得你们秧歌队唱功了，消除了隔阂。《报》昨天发表了周扬的文章，讲秧歌，值得一读。延安今年秧歌看腻了，但整个边区的人还没有看够，所以我觉得各乡可以多组织一些秧歌队。每个区可拥有一支新秧歌队，内容不限，一、二、三、四。今年冬天。就这样办吧。”

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疆人民的生活，也发挥了应有的动员人民的作用。边疆人民用自己的艺术歌颂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歌颂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

国标舞的“救援”意义

如果说秧歌是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的一种娱乐形式，那么舞会更受欢迎。不仅年轻知识分子热衷交谊舞，一些中共领导人也是舞会的常客。

毛泽东曾回忆起高级领导人在延安的舞蹈经历，“我们在延安经常举办舞会，我是舞厅的常客。那时，我不仅喜欢跳舞，而且还喜欢跳舞。”恩来和毕石也喜欢跳舞，就连朱老板也去做一些练习（形容朱德的舞步就像在做练习一样）。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延安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歌舞晚会。一开始，大家跳秧歌，不仅老百姓跳，后来一些年轻人也带头跳国标舞，毛泽东称之为“走地舞”。他们不仅会跳三步，还会跳四步，还在探索戈。少奇同志不会跳舞，就请我教他。虽然我舞跳得不好，但我还可以，我的胆子也很大，过了一会儿，他就能随着鼓点跳出简单的舞步了，陈毅一开始不好意思跳，大家就把他拖到台上。尝试一下吧。每次都跳得上瘾，当时有句话来形容他们：“站在一边，试试，跳死吧！”伴奏是陕北民乐。锣鼓很有特色。”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特别谈到了延安舞。 “本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是周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朱德几乎每周都会来，毛泽东大约每月来两次。”

斯特朗对延安舞会上中国共产党的四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详尽而详细的描述。 ”毛泽东跳舞从容、自信，仿佛把‘党的路线’带到了乐队里。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但我不同意。他的感觉扎实、敏锐，有自己的感觉。他尽力配合音乐，但他从不机械地跟着音乐跳舞，“但是，只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你就必须特别注意，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最终让你感到安心”； “周恩来跳舞很有外交官的风范，但有时又有点太矜持了。”跳一次舞后，你会想和秧歌舞者跳舞，或者像哥萨克人那样跺脚跳舞的俄罗斯医生奥尔洛夫。他总是回来和周恩来跳舞，他是一流的舞伴”；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舞蹈具有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等于四。几乎总是在最初跳过一个看起来像算术公式一样死板的步骤后，他会像数学公式一样松散地跳起来。”在高等数学中，“就像他简洁而精确的文章一样，他偶尔会插入一些尖锐的比喻”；“朱德总司令跳舞，仿佛他正在进行一场举世闻名的长征……晚会即将结束”。你呢“连站都站不稳的时候，你也可以和朱德一起跳舞，他的节奏有一种毫不费力的坚定，比坐着舒服多了。”

美国人马海德还说，“周末舞会经常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的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也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也帮乐队伴奏了大部分的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与，使交谊舞更加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催生了特定的“拯救”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人与军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体系环境下的“人性闪光”。

朱洪召在《延安日常生活史》一书中描述道：“延安曾有一股交谊舞的风潮，当时延安80%以上的高级领导和处级以上军官这段时间恋爱、结婚、组建家庭、生孩子，延安对他们来说是一段温暖而甜蜜的记忆。”

最初的社交舞主要作为中共高层领导在延安的联欢晚会上表演的节目。后来流传到鲁邑工学院、延安马列学院等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为例行活动。

王玉明在《记忆的一些片段——缅怀兰家坪》中提到，“兰家坪的周末舞蹈独具特色，校园里平坦的沙子、柔软的草地，成了最好的露天舞蹈场地。学生在这里跳交谊舞、集体舞、秧歌”有一个音乐团，有小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更独特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和打底裤，有的还穿着草鞋。同志们的草鞋上有两个鲜红的绒球。”颜斌还回忆道：“当我学会了国标舞并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后，无论校内校外哪里有舞会，我都会想办法进去跳舞。学校里没有专门的乐队。”舞厅里没有音响设备，只是一些音乐家自愿组织的，他们都是乐队成员和活跃的舞者，在燕国很常见。 '安在那一次，又分为三步和四步，但节奏也比较慢。”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自制乐器

运动变得简单

体育活动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娱乐活动之一。 “虽然困难多、设备差，但群众体育已蔚然成风，成为干部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体育：单杠表演

美国人马海德这样描述延安的日常活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士兵、学生、工人、政府官员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体操。中午，篮球场、排球场总是排起长队。”类似的队伍，大家轮流上场，球场上挤满了观众，自然组成了一支“拉拉队”来欢呼。随着夕阳西下，晚饭后，山坡沟和延河两岸变得更加热闹。体育场上和空地上有很多人在跳舞、玩集体游戏。”

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回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回忆道，“当时在延安开展的体育运动有很多，我看到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团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等，我们居然可以在这里打网球，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军事运动，还有扔手榴弹、打砍刀、赛马。”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简陋。延河已成为人民群众天然的体育场。王玉明回忆道：“夏天，河边矗立的巨石成为天然的跳水平台，站在巨石上或岸边，可以观看男女运动员进行仰泳、蛙泳、自由泳……”； “冬天的时候，沿河就是一个天然的溜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做鞋底，装上粗铁条，就可以穿着这些自制的简易冰鞋滑冰了。”

条件简单，老百姓就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动手。

严斌说：“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几乎都是把两根木椽子固定在一起，在上端钉上几块木板，在木板上钉上铁匠打制的铁环，然后把它们竖起来。”球场的两端。比赛开始了。篮球内胆和外罩都被修理了一次又一次，当它们无法使用时，我们会尝试更换新的。”

在众多体育运动中，球类运动无疑是最受延安群众喜爱、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延安市各机关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流金岁月——超越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中说，“马列学院有一支优秀的篮球队、排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还和其他单位比赛，甚至还去旅行”到了数百里之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篮球队摄影，1937年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也经常参加各种体育赛事。严斌回忆说，1942年秋，第120师战斗篮球队从晋西北来到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和延安篮球联队打过几场精彩的比赛，都是在延大大学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都是在晚饭后……八路军第120师师长、军委司令贺龙同志陕甘宁晋绥联防指挥部，也必须每场比赛都在场。每当晚饭后颜斌去延安大学南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我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们在同一个球场上打篮球，在球场上来回奔跑。 ”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而是体育锻炼、备战和娱乐的结合。”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