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发射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迈向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新里程

6月2日深夜，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网络建设又迈出重要一步，中国人距离拥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梦想越来越近。

“拥有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须条件，而且民用商业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研究员周晓吉说。

很多人对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并不熟悉，但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与它息息相关。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天气灾害预报、乘飞机、汽车出行、乘船出行、蜂窝通信等，都离不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按照计划，目前已进入密集的卫星发射和组网阶段。到2012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首先提供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能力。到2020年左右，我国将建成由5颗静止卫星、30颗卫星组成的全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届时，除了有效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外，人们还可以自由选择使用GPS还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专注于“太空经济”研究的周小吉看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是中国未来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太空养殖基地的黄瓜直径可达一米

NASA局长迈克尔·格里芬于2007年9月17日首次提出“太空经济”概念，在纪念NASA成立50周年的演讲中表示，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所谓航天经济，包括各种航天活动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技术创新将成为航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主任王昆生介绍，载人航天引发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于航天经济，涵盖通信、金融、医疗、国防、航天旅游、航天资源开发、能源等众多领域。利用率。 “超市里展示的不仅仅是‘太空米’、‘太空蔬菜’，太空经济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各方面的生活。”王昆生说道。该中心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建立实验室，专门从事空间经济研究。

研究表明，在航空航天业投资1美元将获得7至14美元的回报。 “航空航天业对科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我们的想象。”王昆生说，“比如发射一颗卫星时，光是卫星研制和发射服务就涉及多个行业。此外，卫星发射后，地面维护和运营服务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其价值也不容小觑。”

太空经济可以简单分为“天”和“地”两部分。其中，卫星研制和发射统称为航天事业，属于“航天”部分。地面接收设备的建设和维护、应用终端开发、运营服务以及各种衍生品的开发都属于“地面”部分。例如，GPS技术的各种应用设备和服务以及谷歌公司开发的“谷歌地球”（EARTH）都是商业运营极其成功的例子。

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太空经济还包括太空资源的开发和能源的利用。 “比如太空太阳能发电，欧洲和日本起步早，尤其是日本热衷于这个方向，投入了大量资金。”周小吉表示，通过返回式卫星进行太空育种，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前景相当广阔。在一些太空养殖基地，你可以看到一根黄瓜藤上绑着数千根黄瓜，还可以看到直径达一米的黄瓜。空间材料制造一直在进行实验。

美国太空基金会今年4月12日发布的《2010太空报告》表示，尽管2009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全球太空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增长点。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航天产业经济总收入为261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近40%，这与传统产业停滞甚至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据统计，2009年全球共进行了78次航天发射，比2005年增长了42%。其中，俄罗斯以37%的发射次数位居第一；其次是美国，占 31%；欧洲占 9%。报告认为，航天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航天产业的商业化、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军用和民用航天项目的不断发展。数据显示，目前，商业部分对全球航空航天业总收入的贡献已达60%以上。

中国航天工业收入约占全球航天工业收入的3%

全球航天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相比之下，中国的航天事业似乎进展缓慢。 “中国航天工业的经济收入仅占全球航天工业总收入的3%左右。”周小吉说道。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商业化的西方航天工业相比，长期受到制度限制的中国航天工业目前仅处于工业化阶段，距离商业化还很远。

比如卫星的研制和发射，由于种种原因，几乎全部依赖国家投资，社会资本很少介入。 “早年也有港资想要涉足，但遇到政策障碍而未能成功。”一位航天业内人士表示。

比如说，如果把中国的航天系统看作一个巨大的平台，这个平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包括很多高端人才、各种成熟技术等等。在很多人看来，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商业转移平台，将这些可转换资源转化为民用和商业用途，将对中国企业的产品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中国航天产业合作伙伴”，长城电脑、匹克、国内最大燃气具制造商广东万和等都有强烈意愿将航天相关成熟技术引入企业实现升级。

“但目前缺乏统一规划和集中转型平台，有需要的企业只能靠自己。”上述航天界人士表示。这与军民融合、国家投资、企业投资等方面有良好制度设计的欧美国家相去甚远。

航天界人士指出，我国航天工业化进程滞后主要有几大因素造成。一是社会资本如何进入的问题没有解决；二是长期稳定的卫星应用体系尚未形成。三是国际竞争激烈，西方国家出于安全考虑设置各种限制。

另一个被诟病的问题是卫星资源碎片化严重。气象、国土资源、海洋、减灾救灾等多个部门因自身需要纷纷申请发射卫星。卫星发射升空后，各部门各自使用，相互之间缺乏共享和沟通。与卫星使用效率低下相对应，地面接收站、信息处理、维护等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成本高昂。 “事实上，之所以出现目前部门划分和使用的情况，并不排除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空航天消息人士说道。

在周小吉看来，我国航天事业若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走向商业化，更大的障碍来自于现有体制的弊端，应尽快消除。

目前，从“天”到“地”、从卫星产业到终端应用，缺乏统筹规划，也就是航天员所说的“天地一体化”。在美国和欧盟，商业卫星通常是在某些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旺盛、终端应用开发出来并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后才发射的。 “但我们恰恰相反，我们通常先发射卫星，然后再考虑商业应用。”周小吉说道。

周小吉表示，卫星研制、发射等方面暂时不宜开放，属于“地面”终端应用和运营服务。该政策对社会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航天工业化、商业化不妨鼓励终端应用和运营。服务的商业化已经开始打破这个问题，迫使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