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人：与旅行作家刘子超的公路旅行及新书发布深度报道

图/本报记者 吃得很多

“最重要的是认识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字|本报记者穆德、实习记者梁文学

编辑|周建平

全文约5778字，仔细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

文末有书籍奖励

我早起写稿子，一坐下就收到两条消息，都是朋友转发给GQ报道的《公路旅行：与旅行作家刘子超一起游历大兴安岭》。

读完同主题的、想法相同但比我领先一步的报道后，我顿时泄气了。吃了几口后，我拿着更重的碗回到了厨房。重新坐下后，我一度想放弃这个摊位。准确的说，自从7月份刘子超新书发布以来，两个多月以来，我无数次想放弃自己的事业。

我们认识七年了，在饭桌上、酒桌上也见过无数次。但当我们在一家咖啡店为他的新书进行第一次正式采访后，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个人实在是太难写了。他既没有作家的傲慢（有时被骗了一些钱就会骂人，但那又怎样），也没有作家的脆弱（担心自己能否写下一本书，但这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因为暂时无法出国采集素材，停止了创作，这并不是对自己的怀疑），有点幽默。有人注意到他在书中经常提到喝酒的场景。采访中，他问他写作时没有喝酒吗？他问，谁边写边喝酒？顿了顿，他说，武松？就是这种冷幽默。

没有办法凸显他的性格，他的成长经历也乏善可陈。正如他无数次说过的那样，“我没有经历过残酷的青春，也没有在小镇的经历，我只是很正常地在北京长大”——所以没有办法借鉴在北京长大的经历。北京。让我们从某些作家身上出现并贯穿其一生的写作主题开始。

大多数时候，他光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得出来他在思考，在观察，但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我只好问他：“旅途中你有笑过、哭过吗？”他闪过一丝淡淡的微笑，没有直接承认，也没有直接否认，而是引用了海明威的话，他说，《永别了》全书讲述了主人公是如何爱上护士的。故事的最后，护士死于难产。英雄在病床前坐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关掉灯，冒着雨走回酒店。 “如果写的是他边喝酒边哭，那就完了，没用了。”

砰，我又收到了一张。这次转发的朋友还贴心地附上了她转发这篇稿子的朋友圈里其他人的评论截图——“我最喜欢的作者此刻已经买了他所有的书，他可以的目的地就在你面前敞开”就像一本书，给你讲述遥远的故事，让那里的每一粒沙子都充满了谷物。”

我喝了一口咖啡，感觉每一粒咖啡豆都充满了苦涩。刚开始接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仗着和一个老同事的交情，觉得写起来会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我也确实觉得他值得被写。他不仅是为数不多的多次前往并记录中亚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单从他的写作风格来看，他也比很多旅行作家或作家都要优秀。

每隔几天，我的手机就会断断续续地收到参与本期的编辑和实习生的提醒。就在昨晚，我梦见自己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却总是忘了喂它，最后也不敢打开院门看看它是否还活着。

最重要的是遇见人

我试着写几个开头。第一篇是详细描述他在中亚旅途中的一幕——

深入哈萨克草原，前往北部小镇塞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流放于此，这里还隐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城外一片荒凉，曾被俄罗斯人称为“魔鬼的粪坑”。

刘子超在哈萨克斯坦塞米伊图/受访者提供

流放囚犯的地方现在有三四处住宅供游客住宿。刘子超选择了最高档的游牧酒店，一晚400多元。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黑，地板也歪歪扭扭。地毯。房间就像一间牢房，只开着一扇小窗户，到处都没有电源插头。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品种多样，有游牧生活的单调。唯一的水果是被虫蛀的苹果，唯一的蔬菜是西红柿和黄瓜。他在那里吃了三天早餐，西红柿和黄瓜一天天枯萎。

一天晚上，他从核爆炸试验场回来，路上找到一家小餐馆，点了一瓶清淡的奥尔蒂什河啤酒和售价六七块钱的炸鱼。他认为这条鱼可能来自核爆炸试验。该弹坑是第一颗原子弹在该场附近造成的。湖边，我匆匆放下碗筷，回到了酒店。一进门，我发现进考场时穿的鞋套不见了。我担心放射性土壤和颗粒有时会粘在我的鞋底上。我立即把它们带到浴缸里，反复冲洗。浴巾、毛巾擦了又擦。

折腾了一个小时，终于能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坐下来了。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当天的游记。我边喝边写下，用的是从当地超市买的一瓶700ml的。我一般喝两杯白兰地，但在这种绝望的地方，我也得喝三四杯。

一个有良心、经历过磨难、又有些不走运的旅行作家，被搁置在我的档案里，等待着现实生活中无法延续的壮丽事件。 8月份，我们和两个朋友去了青海，那里挤满了游客。

去可可西里的路上

白天，他在无尽的自驾中度过。为了避免犯困，他从我手里拿了一袋挂耳咖啡。哪怕是在油腻嘈杂的牛杂汤店吃早餐，他也会认真的使用店里的食物。将咖啡注入保温瓶中，然后握住保温瓶，让咖啡在一次性纸杯中“煮一会儿”，然后继续倒出。开车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用着手机充值促销每月送出的1GB流量，播放着提前下载的节目，比如悬疑的《非常致命》、搞笑的《没有这样的事》。一条鱼”，但无论在哪里，这种气氛都会被开窗通风时的高速气流反复驱散。当我们的同伴轮到开车时，我们坐在后座上。他最近对播客很感兴趣，但接受采访的播客却不好意思听。小编给他转发了一段网友自发制作的抖音视频，大概是用百度答案介绍中亚的。对于不同国家的标签特点，他的第一反应是“胡说八道”。

晚上，在海拔近3000米的格尔木街头，我们喝了两包青岛啤酒，走回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叫皇帝的酒店。喧闹的夜市里，两人都在后悔自己前一天为什么没有把负责青海女孩失踪案的刑警微信添加到饭桌上。他谈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刚毕业当记者时，他采访过南海考古队。对方拒绝了。他托朋友冒充文物局领导。他在麦克风前举着一条毛巾，模仿着一位老人的声音。他对xxxx说（他和我当时工作的杂志社关系很好，请欢迎我派到那里的记者，对方立即同意了他的采访要求，并告诉他如何从一位记者那里得到采访）收集完后，他觉得细节不够，他注意到对方在回答问题时偶尔会看电脑上的考古日志，于是他一边用U盘复制了整个文件。对方正在洗澡，细节太多了。 （比如他今天挖了海底多少米），并写了一篇获奖文章。我说我们都有多年的记者经验（怎么能不及时反应加刑警微信），他拍拍我的肩膀真诚地说，这就是我们不能获得普利策的原因。

这些对话很荒谬。我在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城市，在露天夜市的塑料椅子中间。我因为错过了采访对象而无法及时写出时事新闻报道而感到沮丧。但他喝了一口啤酒，表示他也后悔了，后悔自己失去了它。一扇窗户。他想起了多年前采访过的那个出生于京剧世家的宁夏人。疫情期间，他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些价值10万元以上的微信文章。尽管他的态度让他惊讶，但他也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认为理解了这些，在写作中调整自己的立场。

那天晚上，当他走回酒店时，他在旅途中很少表现出如此放松的感觉。他快速而灵活地穿梭在西北那些短小而宽阔的城市之间，就像一只警觉的猎犬，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当找不到什么的时候，又表现出一丝失去兴趣的感觉。与在“特别复杂”的乌兹别克斯坦不同，他可以在街上走一天，光是根据脸来辨别来人是塔吉克人、土耳其人还是吉尔吉斯人，就觉得很有趣。但在这里，他只能是车上第一个发现藏羚羊、火车、雪山的人。

“最重要的是遇见人。无论你去不去，历史都可以书写。”在青海，相比于静态的清真寺，他显然更关心有白帽子回民老头的农贸市场和百占吉街。一名妇女在街上拔鸡毛。北京的夏天让他焦躁不安。他本来想去青海湖骑自行车，纯粹是为了虐自己，让自己又累又饿，重新感受一下对食物或者生活的渴望。后来得知靠近湖边骑车是不可能的，就开车过去了。到达湖边时，穿着当地服装的居民牵着马，守在路边。他们声称，要去湖边，必须下车并支付骑行费用。 “算了”，转身就上车了。离开。到了水牙丹，我不想顶着烈日排队。我宁愿在车里打开车门，一边享受新鲜的空气，一边等待同伴。 “国内有一些景点挺好的，但这种圈起来收费的方式，让人失去了兴趣。”

风景无足轻重。相比在文艺作品中多次展现的可可西里，他更关心的是那个独自前往无人区的女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在想什么，她会害怕吗，她到底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让这个世界处于干燥寒冷、没有氧气的环境以及对接近的野兽的恐惧。而这位老家湖南的警察为何愿意在偏远的格尔木待上十几年？他的嘴里已经沾满了西北口音的普通话，但他的胃却依然忠于湘菜。他长期在全国各地办案，至今仍单身。当他半夜从梦中醒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哪种情况？

远方的确认

结束一天的旅程，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办公桌前，从行李箱里拿出厚厚一叠翻译稿和一瓶威士忌，继续《漫长的告别》的翻译和校对，有时修改采访稿件。或许是受到海明威的影响，他通常写完1500字就及时停止写作，以便第二天立即继续写作。当然，把酒放在手里，写字时尽量不要碰它。当时，《巴黎评论》主编乔治·普林顿追求海明威整整三年，才说服他接受采访。最后一篇冗长而富有洞察力的采访经过海明威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他甚至重写了许多答案，以确保“你必须特别、特别确定你在说什么”。

就连职业选择也来自海明威的建议——“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最好有几年的记者经验。”海明威一生最重要的小说都带有深刻的战争痕迹。他不断地到达现场、观察、记录，从不虚构虚构的人物和事件。他坚信写小说是基于认知的创作，抵制一切不真实或不能完全真实的事物。刘子超也不擅长小说，他想不通现实生活中没有卷入丑闻的库切怎么能写出《耻辱》中教授勾引女学生的如此真实的故事。他唯一尝试过的小说是他大学经历的产物。 《今日》杂志发表后，北岛大加赞赏。但在那之后，他很快就彻底放弃了，因为“生活很无聊”。

2016年夏天，他以访问学生的身份从牛津回来，无奈辞职。所有人都以为他对此不再感兴趣，离开也只是时间问题。他的高冷——让人想要联系他就忍不住想起他，让人懒得自找麻烦。他奇怪为什么没有人问。

外界没有人关心这件事。考虑到很多杂志编辑都比我年轻，媒体不能再承诺了。去公司做公关就更不可能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以避免对外界过度关注和焦虑。他没有买新衣服，甚至走到了极端，不再出去吃饭、不再应酬。

到了2017年春天，第二本书已经写好了，但出版并不顺利，仍然没有收入。他渐渐明白，现代人的焦虑并不是穷得吃不上饭（这比海明威好多了，海明威辞去记者工作后多次遭到拒绝，经常挨饿，还向妻子谎称被邀请参加吃过晚饭，但只能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但与其他人相比却感到恐慌。随着媒体的没落，大家都在寻找出路。他形容这是被时代洪流卷走，不知道将如何到达彼岸。我明白，如果我不想饿死，我还不如做我真正想做的事。

“你就想想等你有钱了想做什么，如果现在做也不会饿死，那就现在做吧。”

全职旅行写作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支柱。他决定去中亚，希望能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中得到启发，带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带着方向出发，而不仅仅是闲逛或流浪。相反，他们像牧民根据季节选择牧场一样选择自己的旅行路线，成为携带笔记本电脑移动的同时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新游牧民族”。他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旅行都准备得更充分。他甚至提前下载了当地的社交软件，将自己的年龄填了小10岁，邀请学历较高的年轻人出来聊天，“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搜索，创造发现人心的机会。

从讲述欧洲的《午夜前抵达》，到描写南亚的《季风的方向》，再到如今的《失落的卫星》，与前两本书相比，书中的“人”气和故事是显而易见的。增加、有情感，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而史料却被尽可能地压缩。他更加清楚该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回忆起失业后的低迷，在确定写作方向之前，他将自己的应对态度概括为“压力下的美学”，孤注一掷，彻底收紧、集中，让自己沉入谷底，然后爆发。用尽全力。

新作品发表后，媒体终于开始大规模关注他。报道中不乏“中国的何伟”等赞美之词。去年，书中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章节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后，许知远甚至称赞他是“这一代最杰出的旅行作家”，“他的叙述和感觉常常让人想起”我喜欢保罗·塞洛克斯，有时我希望他更狂野一点、更有激情一点。”

颁奖典礼在瑞士伯尔尼举行。他给我看了一张他获奖后漂浮在城市一条宽阔河流上的照片。这与他所说的被时代洪流冲走，不知道如何到达彼岸的说法颇为吻合。一位当地朋友教他，诀窍是提前锁定岸杆并向其划去，这样他就不会在停下来的时候措手不及。

历史学教授罗欣读完《失落的卫星》后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作家似乎总是有点落后于时代。他没想到，还有中国作家在写当代中亚。更惊讶的是，我发现文字“不是一篇普通的游记或博客文章，而是以详细、有计划的旅行者视角，走遍大街小巷见人，体现了旅行文学的优秀传统”。他在与刘子超的线下对话中表达了羡慕之情，并毫不犹豫地说好话，“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敢，但我们总是需要确保远方的人都是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同样的悲欢离合，是写作和旅行的过程，是非常珍贵和感人的。”

7月17日，刘子超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鑫在一处单向空间进行了交谈。图片/受访者提供

在上海举行的另一场读者分享会上，有嘉宾很好奇，这位不苟言笑的旅行作家“看上去不是特别外向，也不爱说话，但为什么他能在旅行中获得很多人的信任”。刘子超用他一贯的方式说道：“最重要的是听，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是非常少见的，对他们来说，我的存在就像一颗遥远的星球，一颗流星掠过。遇见之后，我将立即前往另一个星球。”方向正确，才能激发别人说话的欲望。”

书中最受关注的段落之一来自他与一位餐馆老板娘的对话。老板娘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在沙特阿拉伯长大。她在大学期间去了美国。她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世界各地，继父来自荷兰，从小就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她精通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几年前，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回到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开了一家餐厅，为穆斯林家庭提供服务，不出售酒精饮料。看到一直在餐厅做笔记的刘子超，她兴奋不已，平日里都在比什凯克度过了时光。找到可以真诚交谈的朋友并不容易。她觉得自己也许能对这位外国作家说很多话。

谈话结束时，她对刘子超说道：“有时候，我什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新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在流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另一方面，缺乏归属感，家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停留的地方，旅行不是去任何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旅行。”

书中还多次引用了他所写的内容：“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充满了微小的细节，我尽力去理解它们——这让我感到自由。”

但“琐碎”却显得过于平静。我想世界就像这趟旅程，总是享受着面对遗憾的痛苦，伴随着落地前的焦虑和不确定。一封长长的稿子迟迟送了一步，一只生死未卜的小猫，从未靠近的青海湖，一场不知道能否如期抵达拉萨的直播。我们笑过，哭过，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默默地看着雄伟而单调的大地，忍受着马力不足以承受空调越野车内闷热的折磨。总有未赢得的奖品和错过的机会。我们想写小说，却不知道如何起名字。海明威说，但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如此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