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满族军队推进长江流域与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的历史对比

1645年，也就是顺治二年，满族军队已经挺进到长江流域，这里曾经是明帝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往日苏杭川流不息的车马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变迁的炭，整个长江流域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杀之一。

福临皇帝年仅九岁，完全由叔叔多尔衮摄政。虽然多尔衮深知如何控制中原汉人，但面对满族政权下达的让汉人无条件投降的“剪发令”，他绝不会妥协。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推翻了统治两百多年的满清政府。巧合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建立的地方，恰好是汉族惨遭满族屠杀的长江流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向全国紧锣密鼓地颁布了一项法律：“一律斩断，不敬者，视为非法”。 “政策令。

几根头发，一根辫子，几百年来接二连三，在政府首脑的带领下，居然掀起了类似的全国性浪潮。历史的轮回正在重复其自身无限循环的特征。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的精神和意志却意外地找到了摆脱历史规律束缚的方法。或许，这就是时代进步的胜利。 。

(图)1644年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摧毁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颁布了“剃发令” 。

13世纪以来，华夏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类似南北朝、五朝十国那样的割据政权并存的情况。

同样，朝代更替也不涉及宫廷政变或禁军叛乱。而是通过大规模的征伐和征伐来建立中央政权。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强加给人们的。但清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历史周期与之前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得王朝更替的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难。

当满族统治阶级南下征服中国时，各地涌现了许多以反抗剪发令为主要目的的英勇抵抗运动。尤其是在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人们将继续效忠濒临灭亡的明朝的决心，与抵制剃光额、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汉文化。

发型问题成为汉族团结起来，拼死抵抗满族的救命稻草，使满族南征的血腥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迭都要血腥数倍。

专制封建社会运行的基础是源于商周时期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是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它与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划分了人们的身份，分裂了人们。精神和日常行为贯彻着一系列社会规范，具有道德约束力和隐性法律意志力的作用。

从秦汉到宋明，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几乎都是由汉族或者与汉族紧密结合的少数民族贵族精英群体建立的。因此，在历史和时间的积累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儒学。文化下的文化普世价值。

这种文化继承自汉民族在封建礼乐制度框架内的外在包容性，从而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融合，不因朝代和时代的变迁而转移。

作为即将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少数民族，满族征服者不仅要通过普世主义，还要通过种族主义来证明他们的种族优越性。

削额编辫是满族征服者礼的基础，而汉族的礼传统则以精心留长发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差异贯穿于一个朝代的更替、一个统治阶级国家向另一个统治阶级国家的身份转变。这不仅与国籍有关。风俗习惯差异的问题，更多地关系到满族征服者本身对于汉民族是否具有统治阶级合法性的问题。

一个人的头发是否剃光，直接上升到体现一个人对传统（前朝）礼乐制度——前朝政治的忠诚度。重塑礼乐制度是维持征服者精英统治地位的最佳途径。

(图)周朝灭商之后，西周统治者试图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撑周王朝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度、井田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

除了政治潮流的象征之外，在旧制度下，“发肤承袭父母，不敢害之”的传统理论，使得人们在士人中不仅坚守着对祖国和明朝的记忆——官僚们，还有普通人更担心损坏父母的头发和皮肤，这是一种亵渎。尤其对于传统男性来说，精心留长的头发是男人体格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剃毛、纹身等无异于羞辱奴隶和被定罪的人。这也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中国封建政权在整个中华帝国时期都保留了继承的精神。

然而，当发型问题回到两百多年后的民国时，体制下的命令执行却与满族征服时代相差甚远。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强大的中央后盾，中华民国总统的除辫令的执行就变得异常复杂。

第一个提出脱毛的人不是孙中山，而是鸦片战争后空前激烈的社会矛盾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与满族征服者提出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治隐喻是一样的。发型的改变被视为是否属于其政治范围的依据，具体做法与满族政权一致。相反，“留辫不留发，留头不留辫”。他管辖的江南地区，人们都留辫子。至此，发型走到了历史的前沿，其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内在意义和政治隐喻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鸦片战争和天平之乱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一步深入，在清朝中央政府控制力日益削弱的南方各省，海外学者的开明思想和新式军人戴军帽的便利成为了基础，以此为基础，无论是军人还是学生都开始摘辫子。

虽然清政府下令严禁拔辫子，但即使中国不灭亡，清朝也会灭亡。然而，此时的满清中央政府的威严，已不再是两百年前的威严了。昔日的征服者此时此刻，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无可奈何。

（图）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然而，当中华民国大总统以新政权元首的名义，代表新的统治制度发出中央政府的除辫子的命令时，除辫子再次被绑上了政治枷锁。传统仪式和音乐。剪发编辫一度成为社会持续动荡的直接导火索。

需要看到的是，自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的阶级属性不再局限于小农经济产物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多元化的经济实践和政治改革事件，决定了社会阶层从满族统治的底层重新定位到顶层，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阶级和社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然而，阶级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进而导致对具体实践的认识指导。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阶级差异的认知和实践直接构成了社会矛盾的根源——无论是拔辫子还是留辫子。以上海这个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为例，人们对于甩掉辫子和保留辫子有两种极端的态度。正如2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理发激发了群众纪念逝去的明朝、恪守祖传祖传的礼仪一样，抵制剪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即使是上海租界等最先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城市地区，情况仍然是“上海解放两个多月了，辫子还没拔”。

上海也是如此。这座城市一解放，在上海督军陈其美的命令下，许多汉人选了一个吉日，以极其隆重的仪式剪掉了在他们眼中象征着奴隶身份的辫子。燃放鞭炮，举行宴会，庆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种阶级差别的差异支配下，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割辫子与除辫子的斗争之中。如何将新的制度化礼仪重新引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民国政府和地方军阀合法化、深入民间统治的基本前提。

（图）中国同盟会，又称中国革命同盟会。它是中国晚清时期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跨越两百年的剪发、编辫，原本是两个时代、两个阶级行政制度的政府首脑的指示，与政治行为无关。然而，剪发编辫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看重的礼乐密切相关。在文化下，身体的重要事物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两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是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变迁是联系，决定了海峡两岸看似分离的异域大陆在时代的进程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历史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媒介特殊的历史联系依赖的是征服者。 ，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下的普通民众。

在满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经历了中国人民一直引以为豪又遗憾的帝国最后的盛世，那些血腥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民生和民生却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帝国的和平难道真的不像现代金融危机那样涉及到繁荣的欺骗吗？

从顺治到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从三藩之乱到额鲁洛布藏丹津之乱再到清水教、八卦派、回苗起义，从文字狱到伪造手稿，那些遭受种族仇恨的人从来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平和谐的统一国家。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短短九十年就被消灭相比，伴随着康干盛世的满清帝国能够屹立两百多年，堪称政治控制的奇迹。少数民族的。

满族虽然有着不同于蒙古政权的独特的汉化方式，但这些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吸收、传统的包容，都是建立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 ，由一代又一代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展开。

历史的进程有其独特的规律，人的产生也有其独特的规律。

面对满族征服者的血腥屠杀，人民放下了明朝最后的反抗旗帜，斩断了汉民族文化中最珍视的父母恩赐，接受了满族征服者代表上帝制定的新儒家文化。将要。

这并不代表历史的倒退。相反，正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血型屠刀下，诞生了两千多年专制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和生活经历。生存本能的完全默许和妥协。

但默许并不意味着认可，妥协也不意味着投降。

元朝的短暂生命和整个清朝的民族反抗、群体叛乱、地方起义等，充分暴露了民众在接受历史进程的同时内心深处不可调和的焦虑和矛盾。

这种焦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反应在人民主导的历史进程上。这就导致了革命党人创立的兴中会和同盟会，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中华民国，以及中国两百多年风俗习惯的改变。编织的行为，从而在历史进程中达成新的妥协。

(图)剪辫运动又称剪发易衣运动，是清末的一场群众性剪辫运动。

焦虑和妥协始终伴随着中国人。上海对于去辫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态度，是焦虑与妥协的集中表现。

面对满族政权的垮台，各省齐声宣布建国，人们走上街头，通过摘辫子接受面对历史进程达成的最新妥协。那些抵制除辫子的人真的默许了满族贵族在两百多人面前以儒家思想为幌子制定的中国新传统吗？不。

1913年，段祺瑞派人劝说张勋等人丢掉辫子。张巡大怒：“头可以砍，但辫子绝对不能砍！”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北京人民居然上演了抢购头发的热潮。关于辫子和辫子嫁接在后脑勺上有一些奇怪的故事。复辟失败后，张勋也逃到荷兰大使馆，剪掉了被视为生命的辫子。

民国成立三十多年，仍有人留辫子。许多老人心急如焚，生怕如果不留辫子，君主复辟就会被斩首。

时代的进步在历史框架内看似取得了胜利，但人民精神上的胜利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盛世皆可欺，何乐而不为？

近期载入人类史册的美国大选和韩国总统政治丑闻，引起了无数民众的关注。很多人在欣赏这场政治闹剧的同时，也对美国人民和韩国人民做出了充分的评价和充分的赞扬。遗憾”。

这一次，人们再次变得焦虑起来，只不过焦虑的对象却是别人。如果中国人民从焦虑中醒来，他们会像满族征服者一样建立新的文化传统，还是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通过先天的历史经验妥协历史进程？

焦虑始终伴随着中国人，焦虑与妥协相伴。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属性吧。

历史大学馆官方团队工作：周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