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人转型与思想解放：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历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

近代中国的媒体精英是如何产生的，其身份和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从传统学者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记者群体如何发展成为脱离政权的力量，从体制内“清议”走向“抗议”？李力先生的《转向公众：1872-1912年晚清新闻记者的兴起与转变》就集中讨论了上述问题。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5月出版，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六章。为出版而编辑整理，注释略去。

报纸和协会

晚清报纸通过两种方式发挥其独特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功能：一是在政治社团合法化之前，以“合法”社团的身份履行其组织职能，形成事实上的“文学社团”；二是记者与社团的紧密联系，作为思想解放和集体行动的发起者，这对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至关重要。

文学协会，特别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学协会，已被历届政权所禁止。清朝时期，更是高压禁区。抗日战争结束后，社会团体一度趁危机，却不敢不强调“自强救国”。张之洞承认，这样的群体“目睹了欺凌行为”，“一切都停滞不前”，“所以他主张公民权利，以便能够合群，自己振动。”但协会一旦开始，就必须介入真正的政治。它从一开始就旨在成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试图从体制之外施加动力。

1898 年禁党后，许多社团被宣布为非法。直到1908年《结社法》颁布之前，政府仍然不承认“政治结社”，只承认集会和结社合法。尽管商会的法律地位于1904年得到承认，预备章程于1906年后制定，但最高领导层对于社团干涉政治的态度并没有放松。甚至在《各校管理通则》中明确规定学生自治团体是非法的。 1907年农历十一月，政府先后颁布法令，禁止学生干涉国家政治，禁止士绅、商人、百姓干涉政事。

直到武昌起义后，党禁、政社禁才被匆忙承认在所谓的十九大纲领中。

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组建或通过新兴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尽管政治社团并未得到官方承认，但清末大量的学术和工业团体涌现并不断发展。这推动了将群众集会和结社写入《宪法大纲》，从而突破了长达200年的结社禁令。准备制定宪法后，清政府颁布了《社团法》：“凡有一定目的，团结公众并长期存在的社团”，即为“社团”，并承认“凡是与政治、公事无关的事情，都可以照常成立，无需报告。”相关政客简称为“政治协会”，“不报案不能成立”。这部三十五条的法律实际上承认言论、集会和非政治结社的合法性。据统计，清政府宣布立宪意向前后，“除去进行秘密活动的革命团体，仅公开社团就有六百多个”。

1900年后的新团体主张独立和群居，实行一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有一点实力的团体一般都办报刊。这些社团中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政府的革命政治对手，但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疏远政府并批评政府”。社团与报纸的关系极为密切，常常合二为一。记者同时成为社团的成员是很常见的。这是现代记者职业化之前的一个突出现象。

梁启超、王康年等人走上记​​者之路时，第一步往往是成立羌社、中国工会等机构。从甲午战争后到新政开始，社会各界大力提倡新学开放，推动政治改革。为此，知识精英纷纷成立社团。最初，报刊要么是协会会员的机关报，要么是协会的副产品。尽管报纸和期刊自那时以来不断发展，但它们仍然相互依赖和社会依赖，人和系统往往交织在一起。例如，东文社、防缠足协会、女校、小学协会、农协等都与“十五包”有关系，不少以“十五包”为基地。 。由于参观人数较多，《十五报》报社甚至一度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作为接待时间。 “想给顾客提建议的，请三点以后来。”

社团与报纸的深度融合，从1898年维新运动到羌社成立的《中外报》，一直到后来的护路运动和立宪运动，都是如此。例如，湖南士绅的“铁路股民共济会办公室”创办了《香炉新纪事》和《香炉周刊》，政治通讯社出版了《政论》和全国信访会的《国家公报》， 《西部公报》《四川保路运动古报》等

许多协会实际上是政党的一部分。维新运动以来，许多被称为社团的团体实质上已成为政治组织。虽然它们无法与政党相提并论，但它们无疑为精英群体在现有体制之外进行交流、共同行动开辟了新的平台。通过联系开明官绅，拥有报刊传播，政治动员能力显着提高。从《时事报》、《香学报》、《郭新闻》到《民报》、《新民丛报》、《苏报》，一时间影响了社会心理。

没有结社的名义，只有结社的实际。报刊作为合法的社会表达机构，得到了默许和延续。他们长期以来成为社会思想解放者。它们通过报刊构成了现实与文本空间相结合的政治行动。报纸撰稿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演讲、辩论和反馈信，报纸界形成了合法的政治讨论空间。这个空间既有物理符号，也有心理意义，类似于蒂莉所说的“情境空间”。

社会运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始定义为在公共汽车上写信，“甲午战争后，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聚集起来写信讨论所谓“公车上写信”，也是“中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最初，公车上写信还是一种学术活动，仅限于传统的精英圈子。然而，科学研究。当改革诉求的集体行动后来转向报纸时，梁启超等人转变为舆论巨头，目标转向更广泛的民众，从而动员了更多的体制外阶层参与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政治改革中。护路运动、国会请愿等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一种与传统运动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

现代社会运动和集体政治斗争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崛起。与传统的集体抗争行为相比，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它们伴随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主导的政治目标”，“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变化、结构和话语。”

与中国传统革命和体制内士人小团体运动不同，现代社会运动需要大众传媒主导的动员“话语”。从世界历史来看，社会运动与文化的普及和印刷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只有通过报纸、演讲、小册子等，印刷的民主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报业兴盛于清末，正值社会裂变，并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催化剂。

报刊抗议激发社会运动，许多集体行动利用报刊的“话语”来建构意识形态，引发意识形态认知乃至行动动员。只有这样，传统的集体行动才能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当革命爆发时，从整体上看，“文化革命行使革命的全面领导权。全面革命的大方向，总是由先行的文化运动决定的”。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因其隐形性而无法被否认。

与革命暴力不同，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巩固而不是削弱政治体系。然而，当传统儒家的抗争精神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并通过现代舆论工具激活时，它日益演化为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反对势力。它依托舆论和公权力，借鉴现代民主、权利等新“原则”，与铁路借贷、国会请愿、护路运动等实际集体行动紧密结合。

这一时期的报纸抗议不仅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首先，“谈话”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意义：其中所使用的措辞和说服可以被视为一种非暴力的政治手段。这种说服或教育在古典政治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波科克说，政治评论员“通过说和写，他实际上是在通过言语行事，或者做一些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行为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他人，从而也影响了他人。” （思考者）或他们（他人）的环境”。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合法的集体政治抗议模式。在威权国家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抵抗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因为社会运动很容易受到威权主义的压制，从而迫使社会运动参与者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外表”。后者具有文化合法性，让政府很难找到打压的借口，形成所谓的“安全空间”。

书面抗议具有这样的传统特征。新报刊的出现，使传统舆论和请愿的想象获得了合法的表达空间，启蒙和抗议得以进行。

其次，报刊的动员通过构造具有相同、相似政治诉求和信仰的人群，催生了政治意义上的公众，使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满，这就是一种出版带。塔罗相信。达到“符号互动”的效果。这构成了更基本的社会动员。一旦发生社会事件等外部催化剂，报纸记者不仅可以立即与社会共同发起行动，甚至可以通过报刊号召直接引发社会集体运动。这在抵制美国产品（1905）等运动中更为明显。报纸作为社会组织，本身具有明确的行动意识，这是晚清报纸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后，中国传统的跨地域人际网络主要以家庭、村庄、宗族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宗教为基础。这与政治专制的发展和社会空间的低发展有关。报刊构建的网络是一种外部动员系统，不仅可以放大和引导社会运动。许多报刊是专门为某种社会运动而设计的（如为反俄运动（1901-1905）而创办的《俄罗斯警察》）。新闻》、《闹钟日报》等）。

报纸舆论与社会运动的密切合作始于1898年改革运动时期。在著名的反对建立储备银行事件中，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放大。日本的梁启超、包庆伊也积极参与。 《苏报》刊登了景远山的奏折，“设立预备役事件，将舆论对政变的不满从私下发泄转变为对后党的广泛公开抗议”。此后的几起著名的社会抗议活动要么是由记者团体发起，要么得到了媒体的大力配合。在“苏联报道案”中，记者利用租界司法系统，将初审法院变成表达抗议的公共平台；围绕“秋瑾案”的舆论可以说是宪法制定筹备时期舆论的发展及其对清朝政治行动的影响。多起涉及铁路利益的运动开展，报刊更是加剧了“抗议”的味道。

立宪准备工作启动后，报刊将议员的反对描述为合法的“抗议”手段，如《资政院抗议湖南省非法持有公债》等。经过公开描述，政治抗议已经成为很多知识精英眼中的合法手段，并且手段不断扩大。从言论抗议到请愿等行动，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例行公事，甚至被视为一种天赋权利。

“草看似远，近无物”——摘自晚清革命报纸《中国日报》附刊《中国画报》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四川民众尤其感受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宪政精英利用报刊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 《西谷日报》日销量高达8000份，市场和学校罢工后，数量更高达14000份。报纸很猛。公开表示“大泽恨陈胜奇”，并呼吁军事准备：“一家有事，各家齐心协力”。集合吧，他的手更快，我的人也更多。刚才我还砍不了七千万头。即使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们也能战斗。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会赢。”

比《西谷日报》创刊早一个月的《四川省护路同志协会报告》是护路运动的又一个舆论中心。四川人常常“看报纸流泪、哭泣”。该报创刊号的3000份“仅2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13日以来发行份数已达1.5万份，罢工后该报发行份数达5万至6万份。护路运动虽然是蒲殿军等四川宪政士绅发起的，但很快就失控了，演变成带有悲愤色彩的全国抵抗运动。究其原因，既有官方回应的随意性，也有上述报纸的夸大和动员。 ，并非无关。

由于对报纸和期刊的控制，媒体精英相互渗透并依赖于新的社会群体和后来的政党。他们“拥有大量的经济财富（商会成员、士绅商人）或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直接向最高和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并发起政治抗议运动，从而对清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侵蚀。”新闻界越来越关注商界的言论表达，特别是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对抗。商业、商人参与了货物运动、地方自治等多项政治活动，这一群体在民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重要的社会抗议力量。

1910年代最后几年，地方咨询局成立，“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变相党机关”。立宪派知识精英发起多次全国性的群众请愿活动，与报刊联动抗议。回声。因此，高木可认为“1908-1913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黄金时期”，“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是当时尤为重要的两点。

早期，社团的法律空间狭小，组织松散。转型为“同盟会”等准政党后，仍然很松散，更不用说那些泛政治化的团体了。组织和管理上的困难限制了晚清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能力。直到1915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梁启超仍然认为：“我国现在的政治社会，根本没有政治团体活动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人组织政治团体，是缺乏成为团体的资格的。” “1911年革命前的十年里，社会运动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但其特点是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低。这与社团松散、过度依赖报刊动员不无关系。

国家通常有“社会运动”的归化机制，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革命等极端事件的发生。然而清政府在制度建设上长期落后。对社会利益的分化、崩溃和人们心理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它的社会运动制度化能力较差，难以应对新的政治变革。政府在新政和宪政过程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其引发的改革矛盾和期待更大。当官场无法应对社会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挑战性话语时，最终毁​​灭之门就打开了。

晚清社会对激进话语的接受

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精英在认识和运用舆论的力量方面相当成功。托克维尔援引当时的一份公开文件，描述了舆论对法国乃至国王的巨大影响。从文化角度看，林汉特、富勒、休厄尔等西方第三代法国大革命研究者强调，法国大革命是一个由话语和符号驱动的历史事件。革命的主要方面之一是象征和神话的创造。 。休厄尔声称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过程。

1900 年至 1911 年革命期间是否存在类似的“话语过程”？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个过程更加深思熟虑和紧迫。报业精英掌握了新的传播互动方式，创造了大量的“话语”。为了启发人民的智慧，立宪派试图塑造适合宪政政治的新公民，而革命派则灌输包括种族革命在内的激烈思想，并鼓励直接的暴力行动。在此潮起潮落中，激进分子获得更多关注，革命话语逐渐获得社会同情和接受，从边缘走向主流。

1904年，敏感的梁启超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关切地评价革命话语的潜力：“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言论时代。近年来，中国的言论变得无数复杂。如果革命理论家可以说是最强大的类型之一。 ”

在报刊言论的争夺中，激进甚至革命的话语为何会“理性化”甚至被社会接受？记者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下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改良派的温和言论实际上为激进言论提供了主要动员。从思想启蒙的体系和深度来看，从1898年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维新派报人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最为深远。毕竟，“只有立宪派的舆论才具有合法地位，才能到处流传。其措辞温和，其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启蒙在主观上与革命话语并不相符，但其对现政权的影响却十分令人震惊。

个人、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正在瓦解传统的政治权威和主体文化，为各种反抗——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暴力的——提供思想资源。李泽厚说：“革命党人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斗争、武装起义、制造炸弹、加入新军、联合党等方面时，支配了大多数党员的精力和注意力，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这项工作反而是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自觉地承担了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梁启超后来被称为革命党的“宣传部长”并不为过。梁启超等人主张建立新的国家、新的人民，希望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们不提倡暴力，而是提倡所谓不流血的社会革命。这客观上与革命思想形成了合力。在立宪派的言辞日益激烈之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直到最终转向革命主张。当时的人说：“到庚戌、辛亥时，所有宪报都已融入革命运动之中。这是清朝存亡的关键。”

其次，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持续存在且难以消除，使得针对政府的“反向话语”日益合法化。革命报刊的宣传一开始就落后于维新派。陈少白于1900年创办《中国日报》，并在留日学生加入后迅速扩张。据冯子仪比较广泛的统计，同盟会（1905年）成立前，革命报刊有44种，报纸20种，杂志24种。随后的扩张与中国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1905年以后，中国社会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以前“谈革命就变色”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清廷开明官员端方在奏疏中称，煽动性言论“唱和百言，如饮狂泉”，“发行和购买的革命党报超过数万份”。虽然不无夸张，但这说明了激进言论的流行。

《走向共和》剧照

直接的口号和激烈的言辞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有效，不仅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促进了人们心理的变化，而且还因为它们在舆论建构方面相当成功。激进的记者更喜欢感性、感性的宣传，而不是理性、冷静的分析。当然，他们通过报刊将自己认定为“舆论”，有其自身的媒介素养问题，但还有一个更为人为的诉求，即为了政治动员，将自己的观点认定、捏造为公众。意见，甚至不惜散布谣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有办报经验的严复认为“不满的记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影响”是清朝垮台的原因之一。王朝。

此外，倾向和支持革命的记者更注重对底层民众的传播，认为后者是革命的重要资源。有人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小百姓”。这种定位使得内容简单直接，突出宣传煽动性，而较少考虑报刊的公共属性。相比之下，宪政报业精英则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办报的人很多都是地方顾问局的成员，言论自然比较温和保守。

最后，报纸言论作为一种公共表达方式，消除了激进话语的“叛逆”色彩，促进其主流化，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当时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过去革命理论“只为少数人持有”，“只与党内其他成员在私人房间里讨论”，但后来它变得“直言不讳并公开讨论”。把它刊登在报纸上，希望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到，那些主张革命的人会认为这是不可能轻易说出来的。”

革命宣传通过报刊传播，引发了社会心理的变化。报纸和期刊的发表将其带入公众视野，激进的言论获得了合法性的假象。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甚至出现了“革命崇拜”的迹象。这种“革命崇拜”“拒绝一切进步改革和宪政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弊大于利”。

随着革命的到来，密切参与或观察晚清解体过程的革命派、维新派和保守派，都对报纸和舆论在其中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黄星道：“这次虽然五大宗门齐心协力改革政治体制，但确实是媒体的鼓吹。”陶翔说“清朝之亡，其实是报刊造成的”。恽玉鼎将报馆（主要指上海图书馆）概括为清朝灭亡的主要因素。进入民国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统时节，组织混乱的汉奸、煽动叛乱的报社、退位求和的奸臣，都聚集在这里。清朝实际上在上海。”

革命与“怨恨”

Shirk说：“革命通常是通过怨恨来促进的，”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出现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学，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怨恨。”结构上的怨恨被认为是所有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出现的几个决定因素之一。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通常不是事实，而是“认知”。

1911年革命的迅速成功，清楚政权的突然崩溃和类似多米诺骨牌的叛逃者应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目前，改良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精英转向支持或同情革命。在政治改革的失败和滞后，怨恨在各个层面的社会中传播。引入新协议后，出现了许多冲突，但宪法政治是以皇家内阁的形式引入的，这使已经不满意的宪法精英非常生气。国会的请愿运动未能弥补这种不满，以及损害当地绅士和商人真正利益的铁路将这种政权造成公众批评的目标。

从“到共和国”的静止

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怨恨比在城市中不太明显，但还有另一个不满。与城市相比，它更多来自生活和生存困难的经验。例如，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已被摧毁，外国人通过教堂和进口商品“压迫”农村地区。但是，法院对此无能为力。后来，有些人害怕外国人，甚至帮助外国人。这些都构成农村世界的不满。

此外，废除帝国考试后的儒家传统的衰落导致农村产生了巨大的损失。农民似乎不愿接受西方学习和新学校，但他们不满意。随着社会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农村生活不仅增加了各种成本（例如教育），而且还导致失去高质量的绅士，他们在沟通和利益保护（搬到城市）中发挥作用（搬到城市）和坏绅士的兴起。当然，尽管农村的不满意有自己的土壤，如果不受外部原因刺激它，那么它可能会保持与数千年相似的耐受状态。但是，知识精英的宣传或城市抵抗运动的辐射使农村的不满表现出来。

尽管在报纸和期刊中，这个地方与西方学习，革命和宪政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但农村地区的关键内容和新的报纸和期刊的新意识形态武器并不熟悉，但它们也腐蚀了官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例如对革命的同情）释放农村世界的不满意。许多人将其视为“明印和恢复明的”，但承认这是一种“正义行为”，而不是叛徒。

开始政治改革的清正政府引起了社会期望，但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因此，系统外部的新闻和期刊成为社会意见的渠道。尽管新交易通常与1911年革命的目标一致，但“对这项改革的不满已成为以相同目标进行更大变化的起点。”当时的怨恨比独裁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杨在向liang 的信中抱怨，在liang 的统治时期，“ ”已成为“几乎没有理由的宗教”。在革命来的时候，政府在政府的一边，或者在跌倒时默认了革命“人类的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 1911年，满洲王朝倒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