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普惠金融“不可能三角”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随着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覆盖面逐步扩大、金融服务持续下沉，借助科技力量与支持性政策，普惠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唾手可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69%；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42%，较2023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在普惠信贷持续实现量增价降的同时，当前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解决利率、可得性、风险的“不可能三角”问题。“在基本的市场规律下，要想同时实现提高信贷可得性、控制风险与降低利率，存在一定挑战。”近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研究部执行主任胡煦在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表示。论坛期间发布的《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深化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是破解“不可能三角”的关键。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

随着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持续增长，金融服务网点下沉至乡村县域，包含信贷、保险、理财等层次更多、产品更丰富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我国普惠金融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表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新阶段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普惠金融方面的货币信贷、财政税收、管理考核等政策建立健全并持续发力，网络、征信、支付、标准、消费者保护和教育等普惠金融软硬件基础设施持续优化，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进一步增强。

二是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应用。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逐步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需求已不再仅仅满足于信贷，已向涵盖信贷、保险、理财的综合普惠金融需求延伸，对普惠金融服务的产品、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胡煦看来，当前普惠金融领域涌现出一些新业态和机构，它们带着新手段，使普惠人群的信贷可得性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重点领域的支持也在加大。在这些新发展趋势下，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法律监管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担保公司、消金公司、小贷公司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平台合作进一步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得到进一步落实。

政府与市场需相互配合

快速发展的同时，当前如何解决利率、可得性、风险的“不可能三角”问题，让普惠金融能够更具可持续性，成为行业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厘清政府与市场在行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关键。《报告》认为，在建设和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政府需要发挥主要作用，包括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体系、融资担保机制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融资担保机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不应过分强调财务可持续性。从国际经验来看，财政持续支持是一种常态，应设置合理的年度财政预算。与此同时，商业机构主体则应充分焕发创新活力，探索开发既能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又能做好普惠金融消费者能力建设的产品。

小米消金总裁曹子玮表示，市场趋利的特点容易导致功能缺位、越位、错位。比如，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对消费者进行推广和宣传时没有把握度，致使共债等乱象滋生，引发不当的消费、负债行为。在金融适当性方面，政府部门需保持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有必要通过发展数字技术来为行业降本增效带来新变革。胡煦表示，金融机构服务普惠客群主要面临运营成本、风险损失、资金成本等三方面成本，随着利率降低，边际成本会进一步抬升，而信贷技术进步将推动边际成本曲线进一步下移。

李东荣建议，要继续加大技术手段的应用，深入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和智能化。同时，不断优化和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供给，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能力和自身竞争力。

此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更多元的生态。实际上，比起政策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样泾渭分明的论断，在推动金融下沉过程里充满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配合的空间。

胡煦认为，在普惠金融的生态中，既有政策性金融，也有商业性金融，还包含了一些“中间地带”，让兼具商业性与社会目标的机构发挥作用。对于这些机构，该如何监管，采取怎样的法律形式，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小微企业与个体户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资金需求上有长期的，也有‘短小频急’的，并非单一类型的金融机构能够满足。”从需求侧出发，一位参与报告点评的某研究院研究员指出，大型银行在人力、物力、能力方面确实更有优势，也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与此同时，许多长期致力于践行普惠金融的中小机构，本身体量较小、资金成本高，承担了很多面向难以触达的边远地区、农村地区、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如何帮助这类机构破解“不可能三角”问题，这可能是未来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