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挖矿，非法经营的灰色游戏，监管利剑高悬

“挖矿”曾被视为比特币世界的“造富神话”，无数人试图通过“算力竞赛”分一杯羹，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监管趋严，这一行业逐渐褪去神秘面纱，露出其“非法经营”的本质——从能源消耗到金融风险，从法律合规到社会效益，比特币挖矿早已游走在法律与政策的边缘，成为各国重点整治的对象。

比特币挖矿为何被定义为“非法经营”？

所谓“非法经营”，通常指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经营活动，或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比特币挖矿被纳入这一范畴，核心原因在于其触碰了多条法律红线。

其一，能源消耗与政策导向的冲突。 比特币挖矿依赖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哈希运算，耗电量惊人，剑桥大学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等于挪威全国用电量，且多集中在能源价格低廉、监管宽松的地区，我国“双碳”目标明确要求遏制“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而比特币挖矿作为典型的高耗能产业，与国家能源战略、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2021年，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明确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严禁任何新增产能，各地纷纷关停矿场，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底线。

其二，金融风险与监管合规的缺失。 比特币挖矿并非生产性劳动，其本质是通过算力竞争“记账”以获取比特币奖励，整个过程不创造实际价值，却可能成为洗钱、非法集资、逃税等犯罪的温床，部分矿场主以“挖矿”为名，通过非法集资筹集资金，或利用比特币匿名性将黑钱“洗白”，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挖矿收益通常不纳入正规税务监管，造成国家税收流失，这也使其与“合法经营”所需承担的纳税义务相悖。

其三，无照经营与市场秩序的破坏。 在多数国家，比特币挖矿未取得金融牌照、能源许可或特种行业经营资质，属于典型的“无照经营”，以我国为例，根据《商业银行法》《电信条例》等规定，从事支付结算、数据处理等业务需获得相应许可，而矿场通过“矿池”整合算力、进行收益分配，实质上从事了类似“金融信息服务”的活动，却未履行合法手续，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非法性”的具体表现：从监管政策到司法实践

全球范围内,对比特币挖矿的“非法化”认定已形成广泛共识，且政策执行力度持续加码。

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属于“落后产能”，严禁新增项目，存量项目限期淘汰，随后，内蒙古、四川、云南等曾是挖矿重镇的省份纷纷开展清退行动，切断矿场电力供应，遣散从业人员，司法实践中，多地法院已将比特币挖矿相关合同认定为无效，例如2022年浙江某法院判决一起“矿机买卖合同纠纷”时明确：“比特币挖矿违反公共政策，相关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在国际上,伊朗、俄罗斯等国曾因能源过剩短暂容忍挖矿，但如今也纷纷收紧政策，伊朗将挖矿列为“工业活动”，要求矿场必须注册并接受严格监管，否则以“非法用电”论处；俄罗斯则于2022年全面禁止加密货币挖矿，认为其“威胁金融稳定”，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MiCA）》法案，要求挖矿运营商必须披露能源消耗情况，不符合环保标准的项目将被禁止。

这些政策与司法实践表明：比特币挖矿的“非法性”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其高耗能、高风险、无合规资质的本质，对公共利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后的必然结论。

走出误区：比特币挖矿并非“技术创新”的幌子

有人将比特币挖矿包装成“区块链技术创新”，认为其能带动算力产业发展，但这种说法混淆了“技术应用”与“非法活动”的边界。

诚然,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比特币挖矿只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应用场景，且并非最优解，以我国为例，央行数字货币（e-CNY）的研发与应用，才是真正符合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的“区块链创新”，相比之下，比特币挖矿消耗大量能源只为维护一个去中心化的“记账系统”，其社会效益远低于成本，根本称不上“技术创新”，更不能成为逃避监管的借口。

所谓“挖矿带动就业、增加地方税收”的说法也站不住脚，短期来看，矿场确实能创造少量就业岗位，但这种“就业”建立在高耗能、政策套利的基础上，一旦监管收紧便瞬间消失；而地方税收流失（因挖矿收益未纳税）、能源浪费（挤占居民与工业用电）等长期成本，远大于短期收益。

远离非法挖矿，拥抱合规发展

比特币挖矿的“非法经营”属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无论是从国家政策、法律合规，还是从社会效益、金融安全角度，这一行业都不具备生存空间，对于个人而言，参与比特币挖矿不仅面临财产损失风险（如政策突变导致矿机贬值），更可能因“非法经营”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企业而言，试图通过挖矿“蹭热点”，最终只会触碰法律红线，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