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清：中国杰出教育家与哲学家的生平与贡献

人物简介：

徐重庆（1888-1969），又名志成，男，汉族，广州人。 1952年8月15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党中央常委、民进党第一届广州市委员会主任、民进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民进党广州市第二至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校长。

徐重庆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人物及事迹：

徐重庆出生于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八（1888年1月20日）。他八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生活十分困难。 12岁时，徐重庆被送到湖北武昌，寄居在叔叔冯其军家里，并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上学。

1905年，徐重庆考入公派生，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读完中学后，进入日本帝国大学和研究生院，专攻哲学和教育，特别关注日本、德国、美国的教育思想。 1911年留学期间回国，参加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日本继续学业。直到1920年，他完成学业才回到中国。回国时他已经33岁了。他年轻时在日本留学。他充满爱国热情，渴望知识，刻苦学习，精通日语、英语、德语。就专业学习而言，是受导师影响的。徐重庆在《关于我的学术思想》中写道：“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是哲学和社会学，最后走上了教育之路。当我搞哲学的时候，我搞的是新康德哲学；当我搞社会学的时候，我搞孔德的社会学；搞教育的时候，我搞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总之，教授那个学科的，我也跟着那个学校。走的路越多，我心中的各流派的对立和矛盾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因此，我想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体系，我几乎在各种形式的理想主义中误入歧途。从那时起（1919年），建立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新教育体系一直是我的理想。”

1920年，徐重庆学成回国，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鼓励他回到广东，他立即担任广州市和广东省教育行政领导职务。徐重庆于1923年国共合作时经廖仲恺介绍进入国民党，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教育”部分，他是起草者之一。

大革命时期，徐重庆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组织广东革命政府省教育委员会，实行教育改革。这是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起点。 1921年，徐重庆创办广州市民大学。当时报纸评价：“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1922年，廖仲恺赴日本与苏联代表约菲会谈，他陪同前往日本。据何香凝回忆：“当时，钟恺的哥哥正在担任北洋政府的驻日公使……我们住在钟恺哥哥家里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就把徐重庆当成了他的第六任”。女儿的媒人作为掩护……以方便他与乔菲的会谈。” （何香凝：《缅怀廖仲恺》与《飘扬的红旗》第1集，第80页）10月24日，徐重庆与廖成录（刘伟）在东京结婚，婚礼后不久就返回广东。

1924年至1926年是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徐重庆受到1924年革命统一战线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热潮的启发，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形成的苏联教育制度新规律研究的启发。他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变革：在教育理论上，他主张教育决不能脱离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在教育实践中，他真正认识到革命社会实践对于改造社会、教育人、改造人的重大意义。在当时共产党的影响和左翼青年的帮助下，他满怀希望多做教育工作，在教育实践中写下了人生光辉的一页。

1924年，徐重庆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他发起了收回外国人在教会学校的管理权并禁止在学校传教的运动。这场运动席卷全国。他还在工人中发起了扫盲运动。 1925年，徐重庆与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肖春女、彭湃等人在国共两党联合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上讲授革命理论。他在讲授《革命与教育》时，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任务，强调了教育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阐明了教育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和国家建设。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徐重庆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方面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进步性贡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统一战线和一切革命政策都被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的“整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徐重庆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只能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实现，现在无能为力。于是他转向教育理论研究，想建立一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新的教育学体系。这一时期，徐重庆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他除了继续对当时的教育方针、政策提出改革意见外，还着力弘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点，对当时某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哲学思想展开争论。和批判谬误。

此外，他还对当时我国的文化、科学、教育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他在《教育政策讨论》（1928）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教育历来只是统治阶级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后，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增加了科学技术教育。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经济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因此，上述新的教育措施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因此，主张教育要配合孙中山倡导的控制资本、均等地权、发展工业的政治路线，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实行学校​​社会化，主张不要强行向民众灌输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对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具有进步意义。

1930年，徐重庆发表《农村学校改造五要》，希望通过农村学校改造，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的道德化。

1931年，徐重庆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上任后，中山大学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理学院改为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两个系，建设一个新的农学院开始了。 9月18事变后，抗日运动高涨。 12月，以中大学生为核心的广州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游行、请愿活动，全市发生罢工。但徐重庆对学生的抗日行动表示同情，这是当时西南政委所不能容忍的。 12月中旬，他以“控制力度不够”为由被解除校长职务。中山大学师生对此极为不满，校董事会也表示希望徐继续留任。反动派无奈，命徐重庆暂代中大校长，维持校务，直至新校长上任。 1932年2月，徐正式辞职，只剩下广东省政府委员一职空缺。

1934年，历史进入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进行文化“围剿”。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和文化教育在同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蓬勃发展，对广大青年的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反动派“本事差”，只好走袁世凯求孔读经的老路。反动派头目陈立夫、张群、何健等，都极力主张年轻人“读经”，以端正“思想”，挽救国家命运。当时，广东最高统治者陈济棠计划在大中小学推广《圣经》，向学生灌输封建思想。 《孝经》教材《新谷》经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出版，并移交广东省政府办理。责令徐重庆审查制定实施办法。徐重庆在其最终撰写的《肖经新法律文本审查意见》中明确表示反对阅读《圣经》。在起草这个意见时，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到教育的前途，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方便直接反对回读经文，所以他用文言文写了这个意见，以期使意思更加隐晦。这封意见书被广东省政府转交给西南政工委审查，这让陈济棠尴尬万分。 1934年7月15日，意见书全文发表于香港《三民原则月刊》第四卷第一期。该书传到广州后，文化教育界人士争相阅读、传播。很多学生也议论纷纷，表示不愿意再上孝道班。陈济棠闻讯大怒，立即解除许重庆省政府委员职务，许许离开广东前往浙江。

在此期间，徐重庆旅居杭州，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36年，徐重庆回到广东，任教育厅长。在任期间，他除了整顿全省中小学校外，还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省教育厅规定，各中小学校要开展农村社会教育，向农民介绍科学知识，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教育厅与中山大学、江苏教育学院联合成立“滑县农村教育服务实验区”，先后开辟南海平洲、大理等社会教育实验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徐重庆退守粤北。 1939年，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 1940年4月，徐重庆任中山大学代校长。当年7月，在徐重庆的主持下，中大迁回粤北乐昌坪石镇。此时，学校不得不两次长途搬迁，损失严重，物资匮乏，生活困难，但其学术思想却十分活跃。徐重庆还聘请了洪晨、李达、王亚男等一批进步学者来校任教。他本人在该学院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宣传反日、批评时弊、呼吁民主。他们赢得了师生的支持，但却引起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家骅及其派系的不满。他们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继涛举报徐重庆“引用外党言论，危害中大”。 1941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解除徐代校长职务，同时任命张云接任校长。消息传来，全校震惊。中华大学师生曾发起“声援邹、万旭、拒绝张”活动。 （“邹”是指当时在重庆休养的邹鲁校长，徐为代理校长。“支持邹救徐”的实质是“救徐”。）

徐重庆离开中山大学后，担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第七届戏剧编委会主任委员。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掩盖和依靠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组织内的进步人士。出版《新建设》、《新教育时代》等杂志，宣传抗日、民主等进步思想，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进步人士的好评。这就是所谓的“黑暗中的几盏灯”。

在学术思想方面，徐重庆在此期间发表了许多文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化科学建设的方向；二是关于文化科学建设的方向。第二，批判性的教育理念。例如《学术中国化》与唯物辩证法（1939年）、《民族自由与文化建设》（1940年）、《当前中国科学思想》（1941年）、《杜威社会转型思想批判》（1942年） ）。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中期，也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徐重庆勉励广大青年要站在时代的前沿，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开创中华文化新舞台。他教导年轻人求学不要志存高远，没有经验科学就不要谈哲学。批评：有些人蔑视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甚至拒绝从事汉语工作。写了一篇错别字不少的文章，却自称是“大人物”，还胡言乱语乡村歌曲，这脸色难看极了。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韶关地区。徐重庆一家退居连县三江镇。后来，中山大学的部分师生也从坪石突围，成立了中大连县教育分处。于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他又与中山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临时住处，徐重庆用床板当课桌，给逃亡的学生上课。当时的连县已经成为一座被日军包围的孤岛，随时都有失陷的危险，但他最终在这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10月上旬，徐重庆和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广州。 1946年，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成为国统地区人民的呼声。 1946年，他在广州新出版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自由与文化自由的意义》，论述政治民主与文化自由的关系，认为只有真正彻底的民主社会才能保证文化自由。自由。自由，批判了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该刊物仍以他的名义编辑，包含许多进步学者的文章。今年，《新建筑》被迫停刊。

1946年至1948年，徐重庆虽然头衔仍然空着，但实际上却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受聘于中山大学、江苏省社会教育学院讲授教育哲学、哲学概论。他经常往返于广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支持学生的“反内战”运动。

1948年，徐重庆在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出版的《教育研究》上发表《人的实践与教育的本源》。这篇论文是他长期深入研究教育本质的成果。学者们认为他的讨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1949年初，徐重庆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教育的过去与未来》等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出席港九教育工作者庆祝大会，号召华南教育工作者“坚决同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统一、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还发表了《迎接新中国教育工作者新方向》一文。

当年11月，徐重庆解放后返回广州，担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他接受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派，接管私立广州大学并担任校长。

1950年6月，徐重庆赴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此后，徐重庆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中山大学的校庆原定在11月11日，这是由于人们误认为这一天是孙中山建校的诞辰。徐重庆上任后建议将中大校庆日期改为11月12日，即孙中山的真正诞辰日，并得到宋庆龄的同意而实施。

1952年10月，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改制为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它从广州东郊石牌搬到了南郊康乐。徐重庆继续担任总裁。

此后，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政治活动中，也坚持学术研究。 1956年，在中山大学第三次科学研讨会上，徐重庆作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的研究报告。报告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刻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并对国内外对此问题的各种错误解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关注。当时学界有人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战斗力、最科学的教育专着。也有人认为这是徐重庆晚年写的最成熟、最重要的论文。

1958年，他从哲学的角度对当时开展的“教育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解决人民教育发展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他不同意当时的政治。运动方式。

徐重庆有着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他一直生活、学习，直到老。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坚持阅读各种学术著作。他经常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找出一些句子，指出当时一些汉译本的翻译错误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

他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并多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他在1960年代初期的时事学习笔记中，对苏联未来10年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改善国家农业，调整缓慢工业增长、促进消费品“生产”以及坚持“以军事和基础工业为重点、增强其征服太空威望的计划”将产生严重后果。

他热爱艺术和体育，直到晚年还经常去剧院欣赏各种演出。 1964年，76岁的徐重庆参加广州白云山群众登山活动。他书法很好，字迹清晰，遒劲有力。是华南著名书法家之一。

徐重庆1952年8月15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党广州市委员会第一任领导。他对会务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为广州市民进委和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做出了贡献。他非常怀念台湾教育界的老朋友和中山大学校友。他多次与台湾教育界人士交谈，希望与他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1969年3月14日，许重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2岁。

1988年1月，广东教育界和学术界召开纪念徐重庆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与会者称赞他是“新中国新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