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发展历程中的民众重新发现与研究视角转变

回顾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更广泛的“人”的不断重新发现。中西史学的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相似性：近代以来，西方确立了朗肯史学作为其传统的学术方法，主要研究政治史，描述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变迁，同时研究经济、文化等历史史学。方面被忽略。或者退居次要地位，忽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直到年鉴学派提出“从阁楼到地窖”，研究视角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生活，更加注重地理、医疗、经济、社会、文明的研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期理论”。在其代表作《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第一部分描述了地中海沿岸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城市交通；第二部分讨论人口、商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第三部分讨论政治、军事和传统历史问题。布罗代尔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长时期是结构（逻辑），中时期是情境（必然性），短时期是事件（偶然性）。从此，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学者批评年鉴学派走向了一种没有“人民”的历史，因为它的重点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和社会历史。由此，法国年鉴学派掀起了研究领域的转变，聚焦于集体想象、集体记忆等与人们自身密切相关的历史。可见，西方近代史发展的总体特征是研究从上层到下层、从宏观到微观、从人周围的事到人本身的转变。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过程。梁仁恭曾断言中国古代史学：“二十四史，非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正史典籍受“中央史观”控制，以朝廷为中心，收集编年史、人物传记和许多名人的东西。司马迁的《史记》仍然涉及天文、地理、商品聚落、游侠、边疆历史。不过，后来的正史夸张地说是一个姓氏的家谱，只是范围越来越窄。近代张学诚主张“事因论”，以打破历史叙述的文体束缚。同时，他致力于编年史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关注的题材。然而，中国历史的传统仍然以政治史为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开始出现对社会经济史的广泛关注，但又沦为宏大叙事、关注微观主题。现在告诉奎鲁。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史、地域史乃至微观史研究才兴起，历史研究体系日趋完善。

然而，历史研究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宇宙中所有过去事物的历史都可以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吗？科林伍德在《历史观念》中提出了著名的论点：“自然的过程可以准确地描述为一系列简单事件的过程，但历史的过程却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简单事件的过程，而是一个过程”的行动。”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组成的内在公式。历史学家正在寻找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 “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科赫指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即不可能没有自然史、气候变化、生态恶化等，有关环境历史演变的问题应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历史应该关注人类文明固有的思想特征和行为背后的思想动机。历史学家必须用头脑来再现历史，推断历史人物或某个时代的集体思想。科赫关于思想合理性的结论至今仍值得商榷（思想不仅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还会受到情感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但科赫强调自然科学之外的历史的自给自足，聚焦和关注“人”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笔者认为，历史关注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向外拓展的过程。人就像投入水中的鹅卵石，经济、社会、环境就像以鹅卵石为中心的涟漪。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固然有其研究意义和价值，但其前提应该是与人的某种互动。独立于“人”之外的历史似乎被纳入古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范畴。马克思说：“‘历史’不是某种以人为工具来实现自己目的的特殊人物，历史只是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布洛赫还表示：“历史想要的是人类来掌控。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能是博学的把戏而已。”这就是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立碑立传的意义，每个人物的人生史，都是激起水面波澜的“石”，无数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世界。水面上的纹理，从而体现出时代的变迁。

杨念群教授将罗伯特·默顿（金）的社会学“中层理论”（时代）引入到历史研究中，这也是历史研究关心“人”的新范式。杨认为，应该在宏大理论与仿钱嘉学的考据方法之间寻找平衡两者的有效路径，并在两者的中间环节建立有效的解释框架。通俗地说，就是讨论一个严格有限的问题，但对其他社会和其他时期仍然具有意义。因为普遍规律深深地存在于每个个体的生命之中，并且在“这个”特殊的个体身上表现得极为淋漓尽致。笔者认为，卡洛·金兹堡的微观历史巨著《奶酪与蛆虫》和奥尔登·库恩的经典著作《灵魂的呼唤》就是两个研究范例，与“中程理论”所强调的内涵不谋而合。结合。孔从石匠、云僧等底层民众出发，描绘了君主、官僚、百姓三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最终揭示了“世俗权力与专制权力的关系”，并从中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洞察。它。 《奶酪与蛆虫》通过小磨坊主梅诺奇奥的审判，揭示了近代早期在基督教思想规训下被压抑的平民文化的“顽固低音”。任何时代都存在边缘群体，让他们发出声音，实际上就是将他们从沉默中救赎和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主体性和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历史的向下关注是一种人文主义。

3、书写好历史——“求真”与“评判世界”

毛海建先生在《天朝覆灭》序言中写道：“虽然现代历史理论已经证明，再现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探求真理毕竟是统治历史者永恒的梦想。 ” - 为每个人寻求真相激励历史学家的信念。近代史之父兰克在他的《拉丁人和条顿民族史》中明确指出：“历史总是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以利未来。本书不敢奢望如此。”这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所发生事情的真相。”这树立了西方现代史学“如实书写”的典范。中国古代史学家历来把“直入主题”和“穷而不染，直写事”作为评判好历史的标准。

“治世”是历史追求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为当下服务成为更加突出的特征。太史公曰：叙古思未来。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经验为今人所用，为后人所用，是历史追求“经世”的体现。

如果求真是历史的“实质”，就像刀刃上的铁；那么治理世界就是对历史的“利用”，就像刀刃上的锋利一样。然而，求真与治世在历史学领域似乎构成了一套矛盾，两者水火不容。

可见，当“京师”发展到极致时，历史学家必然会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解释和评论，以史料为手段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或政治观点，而偏离“事实真相”。求”的目的是恢复历史事件的原貌。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的演变就是一个例子。 1950、1960年代“反西方”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被赞誉为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抹杀了教会成员盲目排外无知的封建主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激发了人们学习西方思潮，义和团运动走向了批判与反思的另一端。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学术与政治的隔阂全部被消除。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说：“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事件代表了对过去的具体解释，而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神话则代表了利用过去对现在的具体解释”。而当“京师”二字被刻意夸大甚至歪曲时，历史就到了危险的境地。当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干扰日益强烈时，就会掀起“求真”的解构和反弹——文革时期，革命历史观在讨论历史、宏观解释的历史管理方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顾颉刚、童树业等人对过去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学校里的所有人都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清洗反革命之中，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不可否认，历史解释和宏观一般理论有其重要价值。如果只注重史料细节的真实性，很容易得出“只有专业，没有广博”的结论。胡适声称他的学术方法仍然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校勘、考据方法”。傅斯年甚至断言：“现代史只是史料研究”。事实上，古代史学派在将历史等同于史料方面也有其局限性。毕竟，文献和实物史料所展现的只是真实历史进程的冰山一角。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以追求真实为基础，需要辅以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叙述能力。只有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正确推理，才能尽可能还原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冰山。演绎推理在“求真”方面的作用虽然不如归纳推理，但也并非毫无意义。我们反对的是根据先入为主的结论和概念来选取历史资料，而应该允许根据全面、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推论。因为历史只能建构不可复制的品质，并不能完全消除主观性。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主张，解释文本的权利应该属于读者而不是作者。同样，历史建构的过程也必然包含历史学家的个人思考。虽然历史研究应该尽可能客观，但客观并不意味着中立和冷漠。历史资料是属于研究者的材料和工具，研究者是研究活动的主体，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可供借鉴、增长见识的历史研究成果，来自于史料中发现的深刻思想和独特见解，而不是史料本身。应该承认，优秀的历史作品必须兼具所描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历史认识的深刻性和历史叙述的生动性（引用刘志几、张学诚的话来概括：“史德、史才、史学”） ，历史知识”），过度关注繁琐的细节是自然主义者和校对主义者的责任，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关注范围。

然而，由于政治铁幕和权力纪律的影响，既能“求真”又能“评判世界”的历史作品其实是凤毛麟角。由于思想受到严密控制，清初大儒颜若初、胡伟只能从事考据，埋头于小学训诂之中。清朝的朴学虽然有三大优点：一是强调经验证据，所以不作弊；第二，它努力学习，所以不冒险；第三，它苦苦思索，所以它不偷懒。但单靠训诂还不足以达到世间。这是否只是那些在权力夹缝中坚持“求真”理想的历史学家的无奈之举？直到清代，龚自珍、魏源等人扭转了钱嘉学派的治学道路，带头进行思想改革，重伦理的史学风格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现代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缺乏可信的历史，认为在中央统一的“史家制度”下，历史书写是为了政治启蒙，求真理想最终成为虚幻。虽然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子不察史”的例子，但如果皇帝真要察史，除了那些明确批示、明确表态的士大夫之外，谁能有实际权力阻止呢？讽刺？ “玄武门事变”后，唐太宗对史家如实记载的内容感到不满，将杀兄夺权比作“周公处关蔡”。郑朗无奈，只能妥协。刘知几的话表达了这种“史家”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天下既如此，难怪史家不能大展所长，严惩匪徒。 ” 。作为体制内的“史官”，必须“为亲、尊、圣而禁”，受到政治权威的严格控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不妄描美，不隐恶”，直面历史现实。 。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角色的双重性导致了历史学家人格的痛苦甚至分裂。

那么，美好的历史书写只存在于想象中吗？ “求真”与“治世”的矛盾真的无法解决吗？王学典说：“好的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记录的制度性缺陷，但历史学家的人格是唯一可以依靠的资源，可以弥补制度的缺陷，使历史记录更加完整。”一定程度上”。事实上，玄武门事件的真相并没有因为一时的曲折而永远被掩盖。之后，宋太祖在后花园打麻雀，大臣直接说道：“应该有史官记下来。”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辽帝秋季狩猎时，熊虎伤人，历史学家韩嘉奴如实撰文。皇帝想去，韩家奴不肯，就说：“写史就应该这样。”这得有多慷慨啊？正如《诗通·志书》中的强者之言：“土强者偏名，强者神强，宁毁兰断玉，不成万古瓦砾。”若南、董芝芝写得精神刚强，不避强辩；魏、崔植写得轰轰烈烈，毫无“故阿荣”之意；而万斯同则“以便衣入史局，无职无俸禄”。 。这难道不是历史学家向“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地位靠拢和“求真”理想的不懈追求吗？真实的历史，哪怕代价是他们的生命，书写“好历史”的历史，本身就是人类孜孜追求真理、良知、美德的历史——挖掘出来是多么令人敬畏和着迷。过去的真相被政治谎言和权力压迫所掩埋。

4.历史的“利用”

“历史有什么用？”当他的儿子问这个问题时，历史学家布洛赫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布洛赫声称将对历史价值的质疑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并给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似乎难以接受的答案：历史的目的是激发人类思维，而不仅仅是渴望“知道什么”。正在发生”，但也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是“知道为什么”的愿望。在布鲁斯看来，历史是个人精神领域的一种能给人带来思考乐趣的活动。然而，如今，事物的“用途”往往是用创造的价值量来衡量的。寻求可以立即实现的过去历史的真相，能带来多少价值？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看，在短时间内，历史确实是无用的——它不能创造金钱或面包，它对于处理我们周围的问题的用处也是有限的。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而且，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借鉴还剩下多少？）但当我们站在更广阔的视野时透视之下，历史的“利用”逐渐清晰起来——思考时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历史是对过去的追问，正是这些过去的积累形成了现在。人类总是渴望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竭力成仙”，还是叔孙堡《左传》中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仙”，都是如此。 。然而，时间和空间的线性演化使得这一宏伟理想难以实现。个体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与时空的浩瀚构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矛盾——我们最终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吗？我们能否在世间的雪地和泥土中留下爪子般的痕迹，证明我们曾经活生生地存在过？

历史最令人着迷的“利用”就是对个体有限性的超越，打破时空界限后消除个人的孤独感。历史学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收集和捕捉零散的历史细节，将它们编织成一幅小到个人、大到群体的生活图景。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写道：“这里要发表的，是图利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公开，是为了保护人类的伟大成就不被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防止希腊人和外国人的辉煌成就失去应有的光彩。”过去遗失的历史事件被历史学家赋予了新的生命，同样，历史学家的生命也因与过去的联系而无限延长。引发的这种“怀古之情”：“一夜不眠，高遂大步踏上破败的讲台，罗什的踪迹，屠的声音与容貌，凯撒的陨落”。 地面。各种情绪一一映入眼帘。沉醉了数日，才得以静下心来学习。”历史打通了古今的界限，让人在古今交汇中产生浩瀚沧桑之感。固守自我，却将个人与群体、国家乃至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显得浩瀚而伟大。

公众批评历史“无用”，在于认为历史是一堆旧纸上的知识，脱离现实，只顾过去，不顾现在。事实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重视现实，历史学家对生活的热情也不亚于其他人。布洛赫曾讲过一件与皮雷纳一起参观斯德哥尔摩的轶事，皮雷纳要求参观市政厅而不是博物馆，并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如果我是一名古物收藏家，我会盯着那些老东西，但我’我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我热爱生活。”这种理解生命的渴望是历史的深刻印记。因为历史学家见识了几千年的兴衰、荣辱的沉浮，所以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总是抱有超然的心态。做史时浓厚而纯粹的学术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培养了他们“孔颜之乐”的豁达品质。严耕旺先生以“时时努力，遇事安乐”为座右铭，以“艰苦奋斗，珍惜光阴；淡泊名利，回避权位；坚定不移，不浮躁”为自己的座右铭。学术座右铭。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史家博大的胸怀和谨慎的性格。这种可贵的个人品质与历史的坚持和求真特质不无关系。

5. 结论

说到这里，我想起高中时读过颜布克先生的演讲，他说：“几千年深厚的文明被隔断，只有‘当代’而没有‘历史’，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平面又薄又差。 “历史是一条绵绵不绝的河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加入这条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永恒。”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也让我将历史融入到了我的高考申请中。作为首选。在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习的半年时间里，每次夜里走出图书馆大门，思绪仍然萦绕在过去的文明和事迹上，而冷风在身边吹过，我感到显然，我就在这个身体里，此时，而这里，也有“刹那观古今，刹那触世界”的超越。颜布克先生引用德国洪堡的学术哲学，将“自由与孤独”概括为历史的品格。能够在纷繁的世界中享受这份自由和孤独，是历史给予我的最伟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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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老师介绍了日本学者丸山正男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记录》中提出的“顽低音”概念。丸山正雄认为，在现代日本，欧美现代思想虽然占据压倒性的主旋律，但往往被低音中的某种节奏所修饰，即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 （葛兆光：《思想史课堂讲授记录：视野、视角与方法》，北京：读书·生活·执信三联书店，2005年，第341-342页。）笔者在此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微观。 -历史 挖掘被遗弃在历史主流之外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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