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蝗灾历史与现状：从古埃及到现代非洲沙漠蝗的治理挑战

蝗灾是农业出现后开始的世界性生物灾难。人类历史上，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蝗灾场景是公元前2400年古埃及墓穴中的一幅壁画。关于蝗灾的早期书面记录可以在埃及、希伯来、古希腊和中国找到。最典型的西方文献在圣经中有30多处提到了蝗虫和蝗灾。其中，《出埃及记》和《启示录》都将蝗灾列为重大灾害。 《出埃及记》记载了耶和华给古埃及降下的十场灾殃，其中之一就是肆虐埃及的蝗虫。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普林尼等人也描述了蝗灾的惨状。

2020年初，来自非洲之角的沙漠蝗虫席卷中东、非洲、南亚部分国家，造成严重灾害。目前看来还在进一步蔓延，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事实上，非洲沙漠蝗虫的防治一直是个大问题，主要受到当地防治技术和财政投入的制约。 20世纪全球共发生过五次沙漠蝗大爆发：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和1986-1990年。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统计，分布面积达2900万平方公顷，影响55个国家。国际社会对非洲蝗灾的援助始于上世纪初。各国昆虫学家纷纷投身非洲防治蝗灾。例如，英国著名昆虫学家鲍里斯在探索非洲蝗灾的生物习性和原因方面做出了贡献。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80年左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设立了“蝗虫和其他害虫及类群”（and other pest and group）。其主要工作是监测30个国家的沙漠蝗虫活动，收集信息，并根据卫星和历史数据预测蝗灾。活动。

现在的蝗群有没有可能大规模入侵中国？事实上，不同的蝗虫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不同。从历史资料来看，北欧和东北欧很少发生蝗灾，因为北纬40°以北气候寒冷，蝗虫很难生存。又如，当土壤温度低于-10℃持续15天或土壤温度低于-15℃持续5天以上时，东亚飞蝗的卵就无法存活。但当土壤温度低于-17.3℃时，亚洲飞蝗卵的死亡率为100%。 。历史上没有沙漠蝗大规模迁徙进入中国的记录。近日，有专家表示，由于我国的气候环境和天然山地屏障，这些沙漠蝗虫不太可能大量入侵中国并造成危害。当然，我们做好监控和防御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有多严重？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记载。古代文献记载了多少次蝗灾？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到的时间也不同。据昆虫学家郭勇统计，从春秋时期到1949年的2000多年来，我国发生蝗灾年数超过800次，每5至7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爆发。由于历朝蝗灾史料保存不均，越往后越简洁，真实的灾害情况应该也更多。以清朝为例，根据我对《清实录》和地方志的统计，清朝268年里，没有蝗灾记录的只有14年，有蝗灾的县有3700多个。蝗灾。蝗灾区北至黑龙江省、吉林省，南至广东海南岛崖州地区，西至甘肃西界，西至疏勒州地区新疆的。重灾区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山西等省。清代最严重的蝗灾是咸丰年间的蝗灾。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将这场灾难列为“中国近代十大饥荒”之一。

咸丰十一年，年年有蝗灾。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蝗灾首先始于广西，而非传统的黄淮老蝗区。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广西蝗灾频繁发生。 1854年，朝廷辖22县14州。全县蝗灾发生量。随后，蝗灾不断蔓延，以1856年至1858年灾害最为严重，危害广东、江西、湖南等省。就连西藏也出现了蝗灾，北方也深受影响。当时的惨状，从《清史记》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飞灯遮天，窗户被堵，屋内拥挤，屋内无空地。 ” “蝗虫把秧苗吃光了，还有人扶死人。”清代中后期，南方蝗灾更加频繁。这与当时南方地区开发不合理、蝗虫防治不力有密切关系。乱砍滥伐、开山填海、围湖等行为，为蝗虫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资源。适宜的栖息地、战争和官方忽视导致了蝗灾的爆发。

进入民国后，政局动荡，战乱肆虐。我国又经历了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三个蝗灾时期，每次持续约3-4年。其中，1933年蝗灾极为严重，被称为“中国蝗年”。当时，全国12个省份发生蝗灾，重灾区为江苏、安徽、湖南、河北、浙江、山东、湖南、陕西、山西9省。 20世纪40年代，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的蝗灾从黄河泛滥地区荒地繁殖蔓延，成为华中地区新的蝗虫繁殖区。 1943年至1945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重大蝗灾。 1949年以后，我国通过多方面的生态治理，蝗虫面积从1950年代初的400万公顷以上减少到1970年代末的100万公顷以上。进入新世纪后，东亚飞蝗的繁殖面积从近8000万英亩减少到目前的2200万英亩。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近30年来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起飞危险。目前，我国蝗灾防治十分有效，致力于研究监测的“3S”技术，即遥感技术（RS）子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子系统、全球导航定位系统（GPS）子系统，并利用一系列新型生物医药绿色灭蝗技术的开发，初步实现了“迁飞蝗不起飞成灾、土壤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不扩散”。不会再次迁移。”

古代政府是如何控制蝗灾的？

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都将蝗虫视为“天罚”。在西方国家，蝗虫的出现被认为是上帝的愤怒（Wrath），除了忍受之外没有办法补救。这是各个受灾国在探究蝗虫出现原因过程中形成的模糊认识。与这些模糊的认知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对蝗虫和防治蝗虫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因此，它积累了最完整的有关蝗虫的知识，其防治蝗虫和消灭蝗虫的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人民的害虫防治意识起源很早。 《诗经》中说：“天之祖，有神火”。神是虫神）也是证据。我国传统的灭蝗经历了从民间灭蝗到政府监管、从零星灭蝗到大规模灭蝗的转变，在管理上形成了严格的垂直集中决策机制。

很早的时候，在管理组织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有防治蝗虫的规定了。汉代时，“人捉蝗虫，得钱换石”。有个规定，政府派官员去防治蝗虫，用钱和米收购蝗虫。然而，唐代之前，“灾祸预警论”十分盛行。人们害怕蝗虫，不敢随意捕猎。自从唐代尚书姚崇辩称蝗虫为害虫，大力提倡人力捕猎以来，人们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防治蝗虫的规定——《西宁诏》和《春熙节》。捕蝗已被列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议题，防蝗绩效成为官方推广考核的内容之一。例如，《熙宁诏书》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规定地方官员和乡绅必须亲自监督防治蝗虫；换蝗虫的钱米标准；审查蝗虫控制和报告的说明；管制过程中的补偿和免税问题。 《春熙令》进一步细化了各级负责人的权利和责任。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农业书籍，记载了多种捕捉和消灭蝗虫的方法和规定。它们或写成专卷，或以告示、手册的形式发表，向人民公布防治蝗虫的方法。颁布了防治蝗虫的法令。很宽。

但鉴于人们接受知识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实际上，防治蝗虫可以分为政府组织的大规模防治蝗虫和民间自发形成的零星灭蝗模式。唐宋以来，每逢蝗虫发生，当地官员亲自下乡带领百姓驱赶蝗虫已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对捕蝗官员和公民的权利、责任、法律约束等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当蝗灾爆发时，在蝗灾发生地区附近设立临时防蝗机构——工厂或局，指挥防蝗工作。 ，同时用蝗虫换取大米和金钱来处理收集到的蝗虫。厂（局）负责人由当地官员任命或由当地鲍嘉里老人选举产生。在具体的灭蝗工作中，还有田间警卫员和农业长（乡镇任命）作为灭蝗队组长，为房东、租客记录受影响地区的边界和捕蝗人员的库存，以便于部署。由此可见，清代实际上在巡抚、巡抚、布政使、道官、州县官之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防治蝗虫的责任由不同层级共同承担。下级官员往往未能有效控制蝗虫。将上级官员牵连并一起处罚，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度。古代国家形成如此严格的管理，代表了古代传统世界高水平的蝗虫防治模式。虽然防蝗政策多层次，报灾程序繁琐，也会耽误防治蝗虫的时机，但如果官民能真心实意地“省事省力”地防治蝗虫，就可以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非常重视蝗虫防治，防治灾害体系运行有序。尽管蝗灾不断发生，但大规模蔓延的情况并不多见。当然，当政局动荡、管理者疏忽时，这些机制只能是假的，无法发挥作用。这是清朝中后期嘉庆以后蝗灾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前消灭蝗虫的水平是怎样的？

控制蝗虫不同于控制洪水和干旱。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徐光启在《农事全书》中说：“水旱两灾，有大有小，欲常太平。至唐、虞时，尚不可……但蝗虫。”不一样，事前准备，事后保存，人力耗尽，则无后遗。”故蝗灾可治。并被人力消灭。然而，在古代，并没有高效的农药和大型实用的害虫防治机械。他们主要依靠人力来捕捉和消灭蝗虫。因此，防治蝗虫必须从根源上抓，严格控制。未雨绸缪。蝗灾发生后，要了解蝗虫的习性，根据蝗虫和成虫的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消灭和防治。第一个原则是先做好准备，消灭蝗虫孳生地。故有“捉蝗如捉盗未发，则省力而物种不为侵染”（《清高宗实录》）。其次，防治蝗虫要早、快，在蝗虫还幼时就及时处理。 “治蝗不如治蝗，治蝗不如收籽”。蝗虫卵在孵化前很难被发现，而飞蝗往往飞得又高又远，因此很难根除。因此，消灭蝗虫至关重要。这时，蝗虫无法飞翔，只能向前跳跃，如图所示的挖沟方式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组织、有节奏的驱赶，一步步将蝗虫赶入壕内，然后将蝗虫焚烧或煮至死亡，然后掩埋。这种方法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普遍存在。西方国家在使用化学药物之前也采用过这种方法。

还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生物防治方法是利用家禽和鸟类来防治蝗虫。最成功的方法是饲养鸭子来控制蝗虫。古代一直有驱鸭子吃昆虫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陈经纶观察到苍鹭啄蝗的特点，想到用家鸭代替。清朝乾隆年间，五世孙陈九珍在安徽芜湖为官时遭遇蝗灾。他推广民间牲畜和鸭子来防治蝗虫，这种方法得到了大规模应用。 “蝗虫飞不起来，鸭子就能吃掉。如果把几百只鸭子放在田里，瞬间就能吃掉，这也是江南捕捉蝗虫的方法。” （清代顾衍《防治蝗虫综合方法》）。养鸭子吃蝗虫在清朝乃至民国时期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它在水乡尤其受到重视。民国时期，养鸭子防治蝗虫的方法甚至被列入当地防治蝗虫的措施中，并通知民间执行。此外，人们还会制作一些拍打工具和网袋来捕捉飞蝗，或者用植物毒剂来杀死蝗虫卵。总体而言，传统的灭蝗工作相对费时费力，千年来灭蝗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在古代社会，对付数量巨大的蝗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协同行动的人海战术。

中国传统社会的灭蝗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模式，直到民国时期西学传入才发生改变。 20世纪初，西方国家蝗虫研究与交流跨越国界，合作逐渐成为常态。一些国家开始共同探讨防治蝗虫问题，成立国际专门害虫防治组织，寻求应对蝗虫的合作政策，实现国际互助。当时各国正在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国际蝗虫防治组织的指导下，防治蝗虫的模式开始趋同。研究成果共享，蝗虫活动范围预测与控制取得重大进展。中国还多次参加国际防治蝗虫会议交流。

受西方国家病虫害防治管理新形式的启发，民国时期，我国灭蝗机构开始模仿美国新的组织结构，实现行政管理与科研相结合。害虫防治科技人员对蝗虫种类和受影响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下乡指导灭蝗。 、培养防治蝗虫人员，科技人员也参与防治蝗虫的行政管理。政府自觉采用联合管理和分散管理两种管理模式：联合是汇集全国治蝗经验，召开防蝗会议，交流灾情，统一部署；联合是集中全国治蝗经验，召开防蝗会议，交流灾情，统一部署；分散是有针对性地控制灾害，建立地方昆虫局。管辖具体的蝗虫防治事务。 20世纪20年代、1930年代，地方性害虫防治机构相继成立，新机构不断产生，并纳入研究人员参与害虫防治的行政工作，如江苏省昆虫局、浙江省昆虫局、省害虫防治厅等。中央农业实验所病害．在我国防治蝗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推动传统合法灭蝗向现代科学灭蝗转变的重要作用。

当时的消灭方法对人力的依赖要少得多。我们学习和采用西方昆虫防治技术，利用当地资源，研制出价廉物美、实用的灭蝗剂和灭蝗设备。例如，灭蝗化学品从当地某些植物和矿物质中提取杀虫成分，开发出固体、粉状或液体灭蝗产品。同时，他们模仿国外小型家用灭虫设备，推广用设备除蝗。最成功的是喷雾器。 20世纪4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了DDT、六氯化苯（六氯化物）等新型高效农药，我国也开始研究消灭蝗虫的新化学品。当时研究人员的工作为1949年后的防治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防治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然而，DDT和666种农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在20世纪80年代被禁用。

1949年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蝗虫孳生区，控制蝗灾，连年有效遏制了蝗虫暴发的趋势，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蝗灾威胁依然存在，但基本可以科学防治，并正在朝着可持续管理方向努力。

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蝗虫的集群性和迁徙性，人类必须协调管理才能控制蝗灾的爆发。因此，国际合作防治蝗虫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来源：赵艳平（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副教授）/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