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从三字经到三木武夫及其政见的阅读历程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毛泽东临终前无言以对。他仍然敲了三下木床头，表示想看正在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立即找到了在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和他的政治观点》，并给他看了。

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在韶山启蒙之初，也和其他农民子弟一样。他只有一点知识，正准备谋生。他当时的阅读材料无非是私塾要求教授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小学教材，以及《论语》、《论语》等经典文本。 《诗经》。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诗经》和《曾文正先生家书》。此外，毛泽东和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学读书时，有一个外号“毛奇”。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一是源于他对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的钦佩，二是他和同学谈起“立志”，常说“读书必是天下第一”。 ”，即“读陌生的书，与人交流”。结交奇怪的朋友，创造奇怪的事物，做奇怪的人。”按照后一种观点，毛泽东把“读奇书”作为成为“奇人”的首要条件。

在毛泽东“读奇书”的追求中，读历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阅读学习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风、中国气派

毛泽东读历史，首先读中国古代历史，欣赏中国传统文化。年轻的毛泽东曾非常崇拜曾国藩，甚至说过“比邻人都笨，就只听曾文正”这样的话。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情，或者回避它。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李进熙的长信中谈到了当时崇拜曾国藩的原因。曾国藩作为学者之所以能够打败洪洋，就在于他有学问的“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就能“动”湘军的“心”，治理湘军。湘军有着传统的原则和信仰。毛泽东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这只耳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1938年1月他读完《乡村建设论》后与梁漱溟进行的一场学术讨论是不得不提的一幕。

梁漱溟当时访问延安，将自己的两厚本新书《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月12日给艾思奇的信中提到，“梁漱溟来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很多奇怪的讨论，你可以去和他谈谈”。本书主要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阐述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毛泽东读了这本书，作了约1500字的注释，摘录了部分内容，并与梁漱溟讨论了一夜。

梁漱溟是一位新旧交融的“中国文化至上主义者”，长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主张“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赞成中共利用阶级斗争改造中国。他认为，乡村建设要走改革道路。他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示：中共的革命是外来思想造成的，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国情。看来，改造中国的道路是革命还是改革，取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正是在认识“旧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分歧。

在与梁漱溟长时间交谈和争论的当晚，毛泽东可能感觉到梁漱溟认识中西文化的方式出了问题。临走时，他特意叮嘱道：“恩格斯写了一本叫《反杜林》的书，你一定要读读《反杜林》《林论》。”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这本书的缺点就在于他对历史的无知。唯物主义。毛泽东正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解读《乡村建设论》，从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得出了与梁漱溟不同的观点。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为何与学者争论？当然可以说这反映了他后天的学习习惯。但这还不足以解释这场争论。这场论战的意义在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指导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研究现实，更要研究历史，认识昨天的中国。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山先生，总结一下。继承这一宝贵遗产。

为了帮助延安干部了解中国历史，毛泽东还提出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的历史书”，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范文澜。 1942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纲要》出版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不仅对千千万万的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看法。我国多年的历史，也写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发言权，也写出了一部科学著作。”我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对历史文化的阅读和研究在党的领导层中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阅读和研究侧重于用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来解释一些真理并服务于现实；同时，也使他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赋予了他鲜明的中国风格和风格。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外国记者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些特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文章中说：“他（指毛泽东）在抗日大学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讲话一样，都是利用日常生活和丰富的内容。”中国社会。”毛泽东是著名的理论家，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 ”

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以外国经验为“留声机”

1941年，毛泽东在《改革我们的学习》中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真正了解的人很少”。上个世纪的经济史、上个世纪的政治史、上个世纪的军事史、上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结果中国的。现代历史“仍然是黑暗的”这带来了一个负面后果：一些出国留学的人“只知道活着谈论外国”。它们的作用就像留声机。”所谓“留声机”，实际上是教条式照搬外国经验的表现。

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毛泽东极力提倡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求“研究中国百年历史，要聚贤士，分工合作，克服困难”。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个要求，让很多干部感到非常不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韩光回忆道：“他（指毛泽东）号召聚集人才，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分分合合地记得我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学过《同盟共产党（布）史简述》和社会发展史等。老师教过大部分人都是干文章，讲外国革命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内容究竟有多丰富，尚不清楚。所以，对于毛主席的批评，我并不清楚。这种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关注自己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是我深信不疑的。”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何谦之的信中表示，“以后打算研究近代史”。但自己写毕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定了一些人撰写有关近代中国的各种专门史。范文澜负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军事，陈伯达负责经济，艾思奇负责哲学史，周扬负责哲学史。文学。由于形势变化，这些安排大多后来没有实现，除了1946年出版《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之外。但在延安时期，朱德组织了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撰《中国军阀战争史》。还编撰了《云南军史》、《陕西军史》、《金军史》、《广西军史》等。朱德对于他为什么编这些书以及如何阅读这些书的解释非常准确：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多年，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只有更好地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才能更好地认识新军阀的本质和命运。

中国革命是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如果厘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逻辑，我们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机和任务等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阐明党的历史。论对与错。这是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近一百年历史的重要原因。

《张鲁传》与人民公社运动

以1956年“十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开局。然而，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不断增强，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很快就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

从毛泽东的解读中不难看出当时曲折的探索和思考的一些端倪。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时，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提高生产关系水平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此，他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会议上，多次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的“资产阶级权利”（今译为“资产阶级权利”）概念，认为当前工资形式分配制度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8月19日的会议上说：必须废除资产阶级争夺地位、等级、要求加班费、脑力劳动者高工资、体力劳动者低工资等合法权利。 8月24日，他在会上表示：等级制度和工资制度的建立，一是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二来是照搬苏联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合法权利观。

此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合法权利，毛泽东进一步将阅读延伸到了中国古代历史。 1958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指示印发了《三国·魏书·张鲁传》，并写了长篇评论介绍张鲁类似人民公社的做法。例如，张鲁政权“不设大夫，皆以祭酒为政”； “接近政社合一、工军合一，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这里说的群众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当时的味道就像是神道教的。”“在路上免费吃饭是最有趣的事情，而且是我们人民公社的第一个公共食堂。”简而言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在我们国家是有历史渊源的”。

毛泽东从这些读物中获得的思想资源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些误解，对当时的人民公社运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借助历史传记纠正“大跃进”的领导风格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错误是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看，反映了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比如，有的不讨论问题，在生产指标上给下属施加很大压力；有的任意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就做出决定；有些人不敢向对手说实话，只会夸大其词。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决心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予以纠正。由此，阅读并推荐三本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倡导“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宣扬海瑞精神，即敢于讲真话、讲真话的精神。他专门向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推荐了《明史·海瑞传》。 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勇敢，不锋利。无非就是怕穿小鞋，怕丢官，怕丢选票。我会讲述这些人的内心想法，甚至比封建时代的人还要糟糕。随后，毛泽东讲述了《明史·海瑞传》的相关内容，并总结道：你看海瑞这么犀利，他给皇帝写的信也很粗鲁。我们的战友是否像海瑞一样勇敢？毛泽东在谈到海瑞精神时，不仅笼统地提倡，而且用它来反思自己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很少听到真话。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道：“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怎么批评我的缺点了，你们可以通过影射来批评我。”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提倡“多谋善断”。

这一时期毛泽东最推荐的读物是《三国志·郭家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在做事、谋划时，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中各方面意见，及时做出正确决策。就像曹操、郭嘉那样“有谋略，善于决策”。

1959年3月2日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原原本本地讲述了《郭嘉传》的内容。一个月后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述了《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道：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运筹帷幄，想出许多计谋。好的想法，值得学习。毛泽东由此认为，在“大跃进”运动中，有些领导干部要么心思太多、优柔寡断，要么就是太狂妄独断。因此，他进一步解释说：太足智多谋，就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没有太多的策略，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不可能有好的判断。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任意判断、判断不及时。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的决定。我们还要坚决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谈到郭嘉的事迹，说1958年的经济计划搞乱了，他应该像郭嘉那样机智果断，留有改进的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李胜、陆贾列传》，呼吁“民主接受建议”。

郭嘉与曹操的相遇，也是谋划与果断的结合，才使得郭嘉与曹操取得了成功。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领导班子的决策者、谋划者都像曹操、郭嘉那样幸运。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会议讲话中提到，《史记》记载刘邦善于纳谏，取得了胜利，但项羽不听。在某些情况下，意见会失败。他说：“从前有一个项羽，号称西楚霸王，他不喜欢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有范增给他一些建议，但是项羽不听。”另一个人是刘邦，更能采纳不同意见的是汉高祖。然后他接着详细阐述了《史记·李胜吕贾传》记载了郦食其请求会见刘邦的故事，最后总结如下：“刘邦是一位被历史学家称为的英雄人物。在封建时代为“豁达大度，易从劝告”。刘邦与项羽打了几年仗，刘邦胜，项羽败，也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风格的成败，重点是“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尊重民主、不肯听劝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面对现实，警告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比不上，而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变，最终就会垮台。” ”表达期望向亲友、下属推荐历史的良好意愿

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籍，目的是鼓吹或纠正某些倾向。他私下里向一些人推荐书籍很正常，但他的意图更加具体。往往是基于特殊情况，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并学习推荐的书。

先说给亲戚推荐书籍。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写信给李敏、李娜，请他们读曹操的《观海》。他大概是想让孩子们也像他一样，通过这首诗感受北戴河看海的壮丽。 。 1958年李娜患病，毛泽东写信给她，让她读王昌龄的《行军进行曲：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战胜病魔”。 1960年12月，他召集亲友、幕僚，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传》。他还详细的告诉了他们这本传记的内容。最后他总结道：“人没有压力就做不到任何事，就会取得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和帮助，树立做好事的志向。 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称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不再做河叔叔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干部的孩子一样。一副父母体贴、体贴的样子。

1958年4月，毛泽东将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政策”推荐给田家英阅读，并在信中说：“这是对西汉最好的政治评论。贾谊是从南方解放回来后写的，除了关于王子的部分近乎迂腐外，整个文字都与时事相关，气氛很好，值得一读。乔木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毛泽东向他们建议，要与时事相关。 “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军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对于推荐的初衷，毛泽东在1958年9月向张治中说得很清楚：“吕蒙出身部队，没有受过教育，感到很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建议。” ，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们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军官都是参加革命后学习的文化。毛泽东还经常向他们询问部队中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推荐书籍。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第一次同他谈话，就送给他一批书。他特意让他读一下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说那本书是一本军事地理书。参考书可以先看华北部分，目的是让李德胜熟悉他所辖地区的地理特征。对于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毛泽东当面说他的特点是“散文厚而短”，并劝他读《红楼梦》，以磨砺他的脾气。 （作者陈进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标题为编者所加，根据毛泽东诗词《浪涛沙·北戴河》、《祝贺新郎·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