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吃什么?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总体来说,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食标准较低,主要以小米、高粱、玉米、黑豆、土豆等粗粮为主,还有白面、大米。抗战不同时期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越靠后越好。条件好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也有肉吃。那时候,小鬼们最怕八路军吃肉。发生了什么事?请阅读下面...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食主要是黑豆。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食主要是黑豆、小米、高粱米、玉米,有部分或没有副食,有的以野菜为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赵荣回忆:“有一段时间,部队吃的是黑豆、野菜,连盐都没有,由于营养不良,官兵们都吃不饱。”战士们体质下降,夜盲症突然增多,连晨练都做不了。”由于黑豆难以吞咽和消化,部队后勤人员想尽办法将黑豆做成豆腐、生豆芽、煮豆粥,和野菜一起吃。他们还尝试到沦陷区收购盐,发动群众自制小盐。 ”
八路军士兵的食物通常是小米,没有蔬菜。
有时连黑豆都不能保证,所以部队一般用蔬菜代替粮食。他们采集树叶,挖掘野菜,与一些麸皮、豆饼、玉米面等混合,做成煎饼或饺子。这是当时人们常吃的主要食物。如果没有食物吃,我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如果抓到野猪或野鸡,就可以吃一顿丰盛的“牙祭”。
到达营地后,厨师立即架起锅做饭
八路军第115师第三旅政委曾思雨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战时期,部队的生活确实很困难,部队经常用咸菜,甚至用盐水。”吃饭时,每餐都吃高粱面和馒头,名曰“钢盔”,不但黑,有时还难吃煮黄豆和。吃黑豆会引起腹胀和腹泻。”
八路军120师供给部主任范子玉回忆:“部队的口粮是一斤半,但实际上能吃的还不到一斤半。有些人只吃黑豆,磨成糊状喝。黑豆本身营养很少,很难消化,吃的也是黑豆、豆芽和豆腐。二三十岁的人看起来就像四五十岁的人。”
八路军炊事员提着行军锅随部队行进
据一位老八路军战士回忆:“我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160余次。抗战时期,日本人实行‘三灯’政策,只有黑人在抗日根据地里,豆子、树叶、野菜都可以吃,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军民关系还是很好的,如果八路军把这棵树上的叶子摘下来吃,那叶子。另一棵树上的树必须留给老百姓!”
八路军的粮食困难,不仅与根据地条件艰苦、日军“扫荡”封锁有关,还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有关。贺龙司令员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1947年9月)的总结报告中指出:1939年,阎锡山公开提出“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
八路军某部正在吃饭。没有餐桌,没有凳子,大家都蹲在地上吃饭。
江淮新四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1939年春,新四军彭雪枫驻扎在永城与博县之间的一家书店里。正值春季饥荒,部队宁可少吃,也不多征粮,以减轻百姓负担。因此,他们吃的大多是干红薯和掺有高粱粉、麸皮的黑馍。据张震将军(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介绍,1939年春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辟豫皖苏根据地时,能吃上饭就已经是好事了。红薯干和高粱粉馒头。人们戏称红薯为“无产香肠”,把深色甜甜圈称为“猪肝”。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粮食预算只够每人每天吃一钱两,每周吃一次肉都很难。就连支队领导也和战士们吃同样的食物。偶尔会加点蔬菜,就是几个炒鸡蛋。 1940年吃饭也有困难,战士们每天要吃2公斤面粉,但实际上只有1公斤半左右,主要是杂粮、大豆、绿豆、土豆。这些东西吃不饱,也很难消化……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新四军的“云岭锅巴”。新四军住在群众家里,与群众同甘共苦。关系非常融洽。当主人忙,没时间做饭的时候,他就把家里储存的粽子拿出来,给士兵们当饭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到美味的锅巴真是太好了。战士们对锅巴情有独钟,编了一首顺口溜:“云岭锅巴又香又脆,吃起来味道真好,便于储存和携带,我们的口粮都是宝贝。” 1940年10月上旬,日军已满员数千人。还有人对新四军云岭司令部和皖南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向英立即决定从老百姓家里采购大量粽子作为干粮,解决战斗中的吃饭问题。当听说日本人要打仗时,云岭地区家家户户都主动把家里的粽子全部拿出来,无偿捐赠给新四军。妇女抗日会会长张素莲组织数百名妇女缝制了数千个布袋,装上粽子送给战士们。它们被绑在腰上。
自己解决温饱,改善生活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抗日根据地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过去工作基本总结》的报告:“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冬天,部队的生活极其困难,很多部队没有粮食和俸禄供给。他们一天吃两顿饭,有时一天一顿,有时靠黑豆渣和红薯苗充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境地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
1940年至1942年冀东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战士们喝着凉水,吃着炒饭,过着艰苦的生活。
八路军第115师第二旅第四团政委吴岱回忆:“为了粉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分子绞杀抗日力量的罪恶图谋,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提高生产效率。还组建了150余人的制作团队。仅1942年春秋两季,就收获蔬菜2万多公斤,高粱6539公斤。收获的卷心菜足够全组四个月吃。制作团队还建立了自己的车间。花生和大豆被压榨成油,不仅可以用来改善部队的生活,还可以支持地方政府。”
八路军司令部炮兵团过节时,团里各连把准备好的饭菜带到操场上进行考核,看谁做的饭菜最好吃、菜最香、是否符合要求。团领导对产品一一检查、品尝,表扬批评,促进了部队生活的改善。
八路军战士在营区吃饭
八路军战士行军时吃饭
战斗中,八路军战士在战壕里吃饭
大生产运动的典范——八路军第359旅。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不断改善。 1942年以前,部队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且是用南瓜、山药、蔬菜、小米拌成的米饭。 1943年起改为三餐;盐和一碗菜很难满足,所以价格提高到油6分钱,盐6分钱,2菜1汤,每月4.5公斤猪肉,还有其他家禽和肉,所以过年和节假日的饭菜都比较丰盛。
八路军战士正在蒸枣糕
为保证抗日部队连续机动作战时有干粮,八路军野战供应部粮草师根据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指示,修建了干粮库山西省辽县西雅底村附近山沟里的工厂,半年时间,员工有30多人,分为磨面粉、制糖、烤煎饼三个组。他们有水磨、铁锅、瓷罐、烤箱等简单设备。经过多次试验,用当地方法制作出面饼,晾干后切成小方块,形状像饼干。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尝试生产军用干粮。 1941年秋,彭德怀在杨立三的陪同下考察饼干生产情况。同年冬,反“扫荡”期间,工厂人员和设备被疏散、隐藏。到1942年5月,恢复生产,月产饼干约1万斤,全年共生产8万斤,供应部队和军工单位。由于军用干粮使用方便,深受部队欢迎,供不应求。
冀中的八路军正在吃晚饭。看不清楚吃什么,但是一节课有好几个菜,还不错。
新四军二师总务科长在回忆文章中郑重写道:“生产开始了,生活改善了。旺季蔬菜可以自给,部分肉类供应也得到了保障。”那时,政治部办公室不仅早上能吃白面馒头,还经常吃油条、喝豆浆,每周还能吃三四顿荤菜。军队开展大规模生产活动,生活得到保障。干部战士强身健体,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极大提高了军队实力。战斗力。
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在战前准备物资,通常有生的和熟的两种。原料主要是面粉和大米,用个人面袋(宽约二寸,长四尺)携带,每人一个。熟食有炒面、大饼、馒头等,一般够一天的。当战斗无法迅速解决时,炊事队就会制作馒头、油饼、糖粥等,送到前线的每一位战士手中。
新四军行进,战士们都背着米袋
八路军部队移动时,战士们分散搬运食物和炊具
一听说八路军要摆宴席吃肉,小鬼就勃然大怒!
很多人认为八路军的生活这么艰难,哪有肉吃?事实上,八路军的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尝到残酷的滋味。
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让炊事班炖了一锅猪肉,然后命令全团战士只要有肉就吃肉可以把他击倒,以提高大家训练的积极性。应该说,这并不是编出来的。当年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流传着一首歌曲:
“军训、生产真是紧张,下了课,操场上,大家立刻忙碌起来;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白菜汤、粥、米汤、豆浆;人心强,马壮士气高,誓将倭寇全部消灭。” ”
八路军第115师第三旅政委曾思雨回忆:“各级干部都有带兵经验。伙食费平时省下来,由参谋长保管。每逢过年、节日或战乱,他们就买猪、羊宰杀吃。尤其是战前,凡是有条件的人吃顿饭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则。难怪朝城敌人将八路军聚餐视为不祥之兆,并以此作为分析我方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体现在我们缴获的敌伪武器上。文档中有记录。于是当我们到了部队,战士们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司令,什么时候打仗了,我们要吃肉。”如果打架的话,吃肉不是问题。 ’”因为抗战胜利后,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向人民战士表示慰问,并向部队送去了猪、羊、鸡、蔬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著名歌曲《支军秧歌》唱到:“猪羊送到哪里去了?送给英勇的八路军。”这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哀悼的真实写照。
老百姓给八路军送来的鸡蛋、蔬菜等慰问品
老百姓纷纷送来农产品,向八路军表示慰问。鸡肉和鸡蛋在当时是极其珍贵的物品。
1939年上半年,八路军总供应部在冀南阳邑和营头镇设立两个采购处。各军成立合作社,直接采购物资。由于部队养猪、种菜价格低廉,利润较好,供应形势较好。平均来说,他们两天可以吃一顿白面,一周吃一顿肉,而且食物还有剩余。很多部队每个月都能拿到三四分钱的粮食。
1939年4月,八路军120师为旗辉战役胜利举行“庆功宴”。当时,贺龙老师规定每班必须有10道菜以上,其中有鸡肉、红烧肉,但严禁喝酒。照片中间是贺龙
1944年,生产运动做得好的新四军部队,每人每月可吃肉2.5至3公斤,油6钱,盐5钱;更差的公司,每人每月只能吃2.5公斤肉。可以吃1磅半到2磅的肉。前线部队粮食部队大部分每月杀猪两头。逢年过节,猪、鹅、鸡、鸭要吃好几天。
抗战后期,新四军的伙食甚至比国民党士兵还要好。
新四军吃得比国民党士兵好吗? !是否可以?
这是国民党新四军老战士邹云起被俘后的亲身经历。
邹云琪来自安徽省东部。 1944年加入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补给部、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师、二十一师六十一师服役。 ——第三野战军第一军、二十一军司令部。 1953年3月,参加志愿军进入朝鲜。
1944年,16岁的邹云奇少年时被俘,分配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先遣纵队(师)第三支队(团)第二营(营)、第六中队(国民党连)当兵。 。
他回忆道:“我入六中队当兵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挨饿。一天两餐都是粗米,份量太小,根本不够吃。蔬菜都是用白菜煮的。”油很少。每天晚上我真的很饿。第二件事是我的头发下的灰色军装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又短又小,但有些大哥哥只穿了衣服。他们的裤子就在他们的下面第三,经常被打、被骂,班长、排长、连长都会打你,一不小心就会踢你,虽然我没有被打。我受到了很多训练,也受到了很多责骂。”
半年后,该部开始与新四军作战。邹云奇与300多人一起成为新四军的俘虏,并立即加入了新四军。
来到新四军后,他终于吃饱了。几十年后,邹云起对比了自己在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生活,列了一个清单。关于生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吃:
新四军:一日三餐保证充足,每周改善一次伙食,节假日有饭吃,生活过得更好。
国民党军:一日两餐,经常吃不饱;油和水很少,食物也没有任何改善。有时他们会从野外的老百姓那里偷玉米、大豆、红薯、花生来吃。
新四军第三师在江苏阜宁开展生产运动
新四军第二师供给主任胡必亮的召回文章中也提到:“通过农副业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后方的蔬菜可以自给自足,一个连队每个月可以杀一两只猪,公司厨房开展竞赛,订一份菜单,一周不吃同样的菜,可以大大改善生活。在进行生产运动之前出来之后,部队的供给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战士们的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这与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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