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艺术家创作巨幅历史画展览亮相国家博物馆

这些历史画是为“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创作的，于2018年5月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揭幕。其中，8幅中国画长约六英尺尺寸为5米×1.9米，油画尺寸不小于2.5米×2.5米15幅。都是“巨无霸”的作品。

《你好，马克思——来自中国艺术家的问候》中央编译社徐力主编

据该书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党委书记徐力介绍，创作时间只有三个多月。 23位艺术家在有限的时间内查阅了大量有关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料，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 “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组织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创作，这个创作无论从内容、形式、表现手法、规模上都完全超越了过去。”

长江日报 周刊邀请了两位画家（一位国画，一位油画）为我们讲述他们的创作故事。

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丁一林：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

冯远：中国画不只是花鸟鱼虾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上（第一国际）》冯远，2018年中国画，200厘米×450厘米

按照艺术创作的原则，马克思被设计来宣读《第一国际宣言》

阅读 ：现存的代表马克思历史的作品有很多，是中外艺术家创作的。 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留下了一批优秀作品。这次我们如何发挥创意呢？

冯远：实际上，第一届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参考的文字记录。但马克思当选为领导机构临时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成为协会的灵魂和实践引领者。根据艺术创作的原则，合理设计马克思宣读会议宣言和章程的细节，这将是作品的主要目的。

当我决定画这个题材之后，就遇到了创新的问题。在现存的马克思题材作品中，已经有很多表现他的写作、会议、演讲甚至与工人在一起的画面。重复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即使稍有改变，也很难摆脱风格化。

经过近半个月的起草，我最终决定采用纪实写意的方式，即“场景再现”的方式，而不是肖像式的形式，来呈现国际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全景。 1864年的《男人协会》。构图当然是截取的全景复制品，以创造马克思的中心主角的形象。

想要发挥创意，就必须在“会议”上做文章。然而，如何才能将如此多的工人代表形象和马克思作为演讲者的形象同时反映在屏幕上，并营造出热烈的气氛呢？

这就需要设计加工合适的角度。这是关于作品能否突破现有范式的限制，进行独特的构建。想象演讲者和听众面对面。如果要兼顾两边，就只能选择一侧。我从现场参与者的角度进行了360度的观察，寻找一个合理的观点。这个“观点”应该能够兼顾两者的魅力。

从前面、侧面、后面，向下看、向上看、向上看，最后我选择站在会议主席台的左侧，抬头看着马克思，而马克思则在演讲一手握拳，示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工人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样的设计能够充分表达工人的形象，也让座椅上众多工人代表的形象从侧面延伸出来。

阅读 ：绘画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吗？

冯远：其实困难是有的。这种人物组合呼应了马克思值得尊敬的侧面。但当我查找资料时，却发现根本没有马克思的头像。而且，第一届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的举办地点是19世纪的伦敦圣马丁音乐厅，但后来毁于火灾，重建了豪华的音乐厅。

严谨准确的历史背景是创作历史画的必备要素之一，这超出了我的想象。

阅读 ：后来怎么解决的？

冯远：关于马克思的侧面，我想了很久，决定像雕塑家一样仔细研究马克思的各种照片，观察他在某个年龄段的五官和发型。于是，我根据自己的感受，试图“编造”出一个伟人的侧面形象，并在力求保持其基本特征的同时，将其塑造成作品中马克思的侧面形象。

关于圣马丁音乐厅，是中央编译局的同志给我提供了早期的圣马丁音乐厅铜版画，让我欣喜若狂。

阅读 ：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达马克思，是一次奇妙的碰撞。当人们想到中国画时，可能会想到山水画、花鸟画，或者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风格。这幅画有何创新之处？

冯远：中国画不能只是漫不经心、简单空灵。艺术关注天、地、山川、自然四时固然重要，但还不够。你的人在哪里？自然山水，花鸟鱼虾，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确实是人类精神的寄托，也是人类精神的体现。那么人类最直白、最直观的精神在哪里呢？呢绒？

利用中国画的形式和技法来表现多人物、多层次空间的历史场景，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艺术问题。但实践表明，不乏改进的空间。当然，在这里，如果我们仍然只采用传统的文人画技法，那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新的途径。

凭借多年的创作实践经验，我吸收了素描和形象塑造的表现手法，但仍然以“线条”为主，包括人物脸部的轮廓，辅以适度的水墨渲染和山水倒角手法来实现期望的效果。微体积人像效果，然后用简单且略有不同的肤色遮住人物的脸部和双手。

我只在小范围内使用少量的色彩，以保持整体上色彩与墨色的简单关系。但远处空间的天花板装饰和窗棂，我基本上是用淡墨一笔画完的。并且将墨色的微妙变化融入到黑白灰大连体的对比之中，达到了近、中、远三层次空间的响亮和强烈。视觉上的反差效果让马克思这个“中心人物”更加突出，会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表达不同主题的同时，我尽量采用不同的风格和形式，而不是用同一种艺术风格来涵盖所有不同的主题。我想这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该时刻关注并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一部作品的好坏最终还是要由观众和评论家来评判。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画笔、墨、材料能够承载和表达宏大叙事的又一丰硕实践经验，进一步积累了可供借鉴和持续改进的成功经验。

多源搜索，“拼接”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工人图片

阅读 ：中国画有“静”的特点，但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能感受到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动感气氛。它是如何完成的？

冯远：我特意把原本平坦的座位大厅改造成阶梯式的座位。目的是让一排座位上的工人代表或坐或站，或挥手或鼓掌，回应马克思的观点。我还夸张地夸大了后排举起的各种手，以表示“赞同”和“支持”。

为了间接表达大量的人物，我采用了欧美人向空中抛帽子的习惯来表达欢呼。这营造了观众与舞台热烈互动的“现场气氛”，将国际会议现场推向了历史性的激动时刻。 。

150多年前的实际场景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无人知晓。但不难想象，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屡屡遭遇挫折，而正是在圣马丁教堂，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思想家的演讲。这位思想家揭露了雇佣劳动的本质，讨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工人该是多么兴奋、激动、兴奋啊。

对马克思以外的人物的处理也很重要。为了符合150多年前工业革命萌芽时期欧洲工人身份的形态、精神、服饰，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各种渠道，逐步将欧洲工人的形象“拼接”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年龄和职业身份。工人代表形象。例如，坐在会议讲台上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有产业工人、裁缝、钟表匠、鞋匠、制革商、劳工运动积极分子，也有主持会议的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党创始人。会议。从身份上看，在场的各类工人代表，从衣着、外貌上，更多地保持着社会底层体力劳动者的特征，形成了大会领导班子成员与大会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普通代表。同时，我尽量用著名历史人物的图片来表现时代特征。

阅读 ：当代艺术更注重个人体验、个人话语，用艺术展现大场景、大历史。你怎么认为？

冯远：我们鼓励艺术多元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是用来装饰家居、玩耍、投资、玩游戏，甚至是和朋友喝酒时划几笔自娱自乐的。 。艺术还具有教育作用。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从事专题绘画创作的人以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文献，然后通过场景再现和画面结合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将其结合起来，历史从教科书到认知可识别的图像。

今天是图像时代。我想，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发展过程中，艺术家或许扮演的不是解决关键问题、炸毁碉堡、堵住弹孔的作用，但他们用文化产品揭示了一个时代人的灵魂。用大写字母表达人类的灵魂图谱，尤其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和发展历史。这是精神财富的又一伟大创造，其价值也必将被历史所认可。

丁一林：把你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

《支持恩格斯写作》丁一林 2018年油画 250厘米×250厘米

从《反杜林》第三版序言还原马克思的人生轨迹

阅读 ：你花了多长时间思考，才发现值得定格在画布上的“支持恩格斯写《反杜林》”的时刻？

丁一林：当时我心里很快就决定，要用“肖像”的形式来画两个伟人。我收集了很多资料，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当时美协给我们提供了两本图文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大图集，有关专家也及时发来图片作为补充。这些在我早期的构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正忙着写《资本论》，委托恩格斯写一篇批判杜林的文章。恩格斯还于1876年至1878年搁置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完成了《反杜林》的写作。当时，马克思60岁，恩格斯58岁，两人都已老了。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余生，恩格斯则在英国度过了53年并在伦敦去世。因此，在撰写本文时，他们两人都应该在英国。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马克思从1848年起就生活在英国，恩格斯也在英国管理他父亲的工厂事务。虽然两人都在英国，但平时都是通过书信来往。据说，他们往来书信有1300多封。他们见过面吗？他们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

我在恩格斯写的《反杜林》第三版的序言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在印刷之前，我把整个手稿读给他听了。”这让我松了口气。由此可见，两人是为了学习而相识的。这是历史依据。于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恩格斯来到马克思的书房，把帽子放在椅子上，把手套放在椅背上，站在书桌旁给马克思读手稿。马克思则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拿着手稿，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恩格斯。

最典型的环境应该是马克思在英国的学习环境。虽然有恩格斯在英国的住所的照片，但与两人相比，后者更像是普通的生活场景，所以我想象两人见面的地方是马克思的家。

阅读 ：这本书还出版了恩格斯的两稿动作草稿。恩格斯为什么站着而不是坐着，为什么他放弃了挥手的形象？

丁一林：恩格斯是《反杜林》的作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画是为了纪念马克思，应该突出马克思。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慎重考虑。

我给恩格斯设计了两个动作，一是挥手，热情地朗读，二是举手，更加稳定地指向手稿。恩格斯当时已经58岁了，动作稳健，更符合他的身份。如果选择挥手，一来显得比较做作，二来在画面中过于突出，与坐着的马克思争夺视觉中心。

我也想了很久马克思的坐姿。是不是靠着它比较好？是不是身体前倾比较好？还是躺着比较好？画面中，马克思双手握着手稿，上半身展开成等边三角形，稳如泰山。这与他身后的半圆形椅子形成鲜明对比。圆形与三尖角的对比营造出视觉冲击力。整个姿势舒展，呈现出一种阔度感。

阅读 ：如何体现马克思的“支持”？

丁一林：虽然马克思是坐着的，但在色彩处理上，我把最暖、最冷、最黑、最白的颜色集中在马克思周围，非常醒目。

恩格斯站着会有视觉冲击力，视觉焦点需要给马克思。所以我让他的颜色淡入深色背景。并用椅子盖住了他。这就是绘画的方法，通过黑、白、灰、色彩的调整，可以达到相应的变化。

但如果我只是画一张光秃秃的椅子，会让人觉得有点空，所以我把帽子和手套放在椅子上。可以想象，恩格斯进门后就把帽子脱下来放在椅子上，然后把手套放在椅背上。这是合理的。放置在椅背上的手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椅子的线条。这个情节是在绘画过程中发生的。由此看来，仅椅子就变得非常可读。我称之为这幅画的“可读性”。

将中国画原理融入油画语言

阅读 ：这不是你第一次“创作图像”。历史主题在您的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形象创造”的可见形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细节和思考？

丁一林：1986年到1988年，我是中美洲油画系的研究生。我在写毕业论文时，翻译了前苏联画家莫伊先科发表在苏联《美术》杂志上的一篇采访文章。采访讨论了“戏剧”的问题，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很多艺术家在历史画、专题画等大题材中都非常注重“戏剧性”。为了再现一个场景，你必须像“导演”一样对一切进行一些研究和布局。这些道具，包括茶具、烛台、鹅毛笔、铜墨水瓶、裁纸刀、照片甚至桌子后面书架上的书籍，都经过检查核实，不能盲目涂色。

有一幅非常罕见的马克思在英国的住所的照片。这座住宅是马克思租用的，因此在他去世后，这座房子就完全面目全非了。今天留下的马克思书房的照片是经过修复的。该图像是唯一的环境参考。但这张图很不具体，所有的道具都需要重新审视，摆放也要顺着人物的“趋势”。比如，马克思坐的茶壶、茶杯、沙发、茶几，都是根据马克思使用过的器皿照片开发的。简而言之，它必须是“有意义的”。

从照片上看，马克思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比如他必须读《希腊史》、《罗马史》和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些都是他思想的源泉。此外，马克思还喜欢阅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我找到了这些19世纪印刷的书籍图片作为参考，才敢于画画。

室内壁炉虽然是作为前面茶几的陪衬，但它的形状也很重要。原图中我看不清楚，所以我在网上查找了英国19世纪壁炉的图片，这样画出来会有真实的感觉。还有挡恩格斯的椅子，这是19世纪英国家庭的典型造型。但我想画一把用过的、有磨损的、有锈迹的、有“温暖”的椅子。这样的椅子有历史。感觉，而不是概念。毕竟道具也会“说话”。

还有，恩格斯穿什么？ 19世纪的绅士着装是什么样的？想要塑造有血有肉的形象，就必须深入研究当时的服饰特征。为此，我在网上查阅了很多19世纪欧洲绅士的照片。感谢上帝，那时摄影已经出现了，所以留下了很多欧洲人的肖像照片。作为一个老人，恩格斯一定改变了态度。他的体形，尤其是他的肚子应该更加突出，形成S形，更加凸显他挺拔的身姿。翻边袖子、细腿裤，从衬衫纽扣到怀表等，在大画布上开始画线稿时，每一个动态的解剖视角和服装图案形状都经过精心考虑。这些细节都经过仔细考虑。因为这是一幅250×250厘米的大画，里面的所有细节已经不能再像小草稿一样略读了。

素材的丰富程度与艺术家思考的深度和看待问题的角度的深度有关。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必须“在场”，将自己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必须让观众心服口服。这就是艺术家们在专题绘画上要下功夫、下功夫的地方。

阅读 ：这幅画虽然是油画，但乍一看并不是完全西方的油画。这里面有什么创新的元素吗？

丁一林：比如在画面的结构上，有S型的串联关系，各种形式的笔触和联动等等，这些处理都是本土艺术给我带来的养分。

说实话，在创作之初，我想画一幅“正宗”的油画，但画面中仍然隐藏着东方的话语。众所周知，油画语言最初来自欧洲。在一百多年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被中国观众接受和喜爱。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油画的写实效果，这是油画语言的最大特点。不得不说，在与东方本土艺术的碰撞与融合之后，中国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画原理融入到油画语言中，创造出有别于西方油画的“话语”。

油画作为一种独特的绘画类型，有着天然的优势。它的语言“宽容”就像一架钢琴，音域非常广泛。充分发挥其优势，创造丰富多彩的画面。当然，在人们充满想象力的今天，还会有更加多样化的实验和表达，这取决于我们的智慧。

历史的检验

从“马克思童年的特里尔城”到“《资本论》在工人中的传播”，从“晚年关注俄罗斯及东部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到“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延安时期”……从童年到老年，从国外到中国，马克思的每一个形象都在23位艺术家的笔下从朦胧到清晰，从粗糙到生动。

这些艺术家在谈到创作时，都提到了“历史材料”的重要性。画家景世健读到，第一届世博会，有一个中国人参加，马克思和这个中国人“同框”；马克思的生活很尴尬，所以他用混合场景的手法来描绘在世博会上，马克思被要求手里打着伞——当时的伦敦，有钱人坐马车，只有那些不能坐的人有钱就撑伞。

画家张俊明收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名后，得知陈望道正在距陈家五十、六十米的柴房里做翻译。当时是冬天，柴房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环境恶劣。为了全面了解历史画卷，张俊明前往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搜集资料。为了画好一个历史人物，我根据陈望道年轻时的照片找到了义乌话剧团的演员作为模特，为后续稿件的顺利创作奠定了基础。

历史画必须有历史依据。正如书中第一幅画《马克思童年的特里尔城》的作者于文江所说：“真实历史题材的创作，不仅是还原历史的作品，更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

（长江日报记者 秦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