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辛亥革命中的满族人遭遇：剪辫运动与屠满暴行的历史真相

核心提示：满族人一家人每天都在哭，尤其是女人。由于他们不裹脚，而且衣服也与汉人不同，他们更加担心。他们从服装店购买汉族妇女的衣服，打扮成汉族人，强迫十岁左右的女孩穿上。他们的脚被捆绑；这些人还改了名字，冒充汉人。

1911年革命期间剪辫子运动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沉杰，原标题：揭秘：谁敢自称满族：1911年辛亥革命的叙事从“排蛮”开始，摘录

1911年“屠杀满族”的暴行补充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平过渡的常识。这在卢氏书中有专章讨论，我不再赘述。 1911年革命期间满族烈士的具体人数无法核实。对于驻军士兵来说，《1911年烈士录》只能根据能查到名字的人做一个粗略的估计。西安驻军2248人，江宁驻军2248人。 706人中，驻福州98人，驻荆州403人，驻京口322人。在辛亥革命的各种记载中（包括革命阵营的记忆和在华外国人的叙述），满族和旗人的杀戮可谓惨烈。我想补充一点，1911年辛亥革命给满族这个民族造成的震惊和恐怖，实际上比直接屠杀要深刻得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关继新教授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写到了一件往事。 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座谈会，听说诗词大师唐贵章先生是驻南京旗人。辛亥年间，唐先生还是个孩子。革命军与八旗守军激战。当革命军进入旗营时，所有守军将士及家属纷纷服毒自杀。年幼的唐贵章因吃药少而活了下来，后来被一位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正在撰写《近代满族文学艺术家传记》一书，致函唐贵章先生，请求将其传记收入书中。随后他收到了唐先生的回信，对收录他的传记表示深深的感谢。委婉地说：“至于唐朝的满族，就别再提了……”重述这个故事，我为残忍地揭露别人隐藏的痛苦而感到有些自责。但这可能比历史上西安全城数万人被屠杀的记录还要痛苦。革命造成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更是历史上延续的一个民族的卑微消失。民国以后，旗人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民族出身已成为普遍现象。满族唐日新在一首追忆往事的诗中写道：“从民国至今，民族怨恨深如海，旗人残废如草，谁敢自称满族。 ”这些故事“丰富”了革命，也“分解”了革命。

整个辛亥时期，中国的满族、汉族军队和蒙古旗人都处于极度的被屠杀的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族营寨被“屠杀”的消息不断传开。成都也盛传汉人要攻入少城，见人就杀。还有传言说满洲人要被砍成肉末。否则，就会被杀去祭天。旗兵旗人都以为大祸要来了。许多人杀死并吃掉了所有的家禽和牲畜。当风向改变时，他们要么自杀，要么殉难。所有人都感觉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光复之前，广州人也曾犹豫不决。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都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都卑躬屈膝，走路都不敢抬头。富裕的士绅商贾和旗人家属纷纷逃亡，处境十分尴尬。旗城南京也同样荒凉。据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杀光满族人，为入关时屠杀汉人的清兵报仇。整个满族人每天都在哭，尤其是妇女们，因为没有裹脚，而且穿着与汉人不同，所以更加担心。他们从服装店购买汉族妇女的衣服，打扮成汉族人，甚至强迫十岁左右的女孩裹脚；他们还改了名字，冒充汉人。在北京，满族女性为了躲避危险，放弃了引以为豪的发型，在使馆区寻求庇护或在附近寻找住房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在杭州，即使解放后，民军也有办法安置旗人，每人都能领取生活补助；但由于惊慌，此时大部分旗人都逃走了，他们更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受到惩罚。汉人报复，很少有人敢要钱。 “派曼”在1911年的残酷暴力中达到了顶峰，也在一群人的心中积累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回到1911年的反满事件。事实上，暴力行动的过程也很复杂，各地也有所不同。在武昌、杭州等地，领导反满运动的主要是同盟会和新军。在其他地方，革命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关于杀戮还是保护的争论。最明显的就是西安。西安十个革命党派九个隶属于阁老会，对满族的仇恨十分强烈。联盟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对驻军旗人的屠杀不应该太残酷。双方争论激烈，但最终回民党势力占了上风。一夜之间，整个西安城变成了一片惨淡的战场。曹亚波在《武昌革命正史》中说，“对人性极其残酷”。后来成为江苏按察使的严庄当时在西安。他遇到一个旗人小孩，砍了他四五刀。孩子还活着。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也不去了。但当时的陕西革命党人却嘲笑他。他没用。张奚若道：“我当时不在陕西，如果在这儿，我就不知道怎么杀人了！”对于那些经历过那种恐怖境遇的人来说，他们的教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超越杀戮，支撑着他们坚定地用剑站立。当反满主义从“主义”变成生死存亡的血腥战场时，反满主义的动机、目的和实践就会受到动摇、质疑，甚至最终放弃。幸运的是，屠杀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各地军政府都发布了禁止屠杀满族的通知。但这短暂的历史进程也让我们看到，革命的推进是那么充满张力和纠结，行动总是比言语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