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年女士拉弓瞄准：探讨人类寿命延长趋势与晚年生活规划

进入长寿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老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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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老太太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弓瞄准，准备开火。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寿命预测相对保守。 40多岁、50多岁的人可能会认为，活到70岁、80岁就很好了。 60多岁的人会更加乐观，预测自己的寿命可能会达到85岁。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长寿已成为一种趋势。平均寿命每10年延长2至3年。一些研究预测，新生人口活到100岁的概率将会增加。

在日本从事社会福利和老龄化研究30年的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沉杰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一变化仍然缺乏认识，这导致我们的许多人生计划仍然基于过去的。惯性思维。然而，人的80岁和100岁的寿命却相差了整整20年。人们需要对晚年生活的各种安排做出调整，包括健康、医疗、财务等。更重要的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构建新的老年观。沉洁今年已经70岁了，但她的日程仍然很满。从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退休后，她仍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她每年定期回国讲学，并就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供建议。她在上海接受了本杂志的采访。

如果我们都活到100岁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比中国早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日本相比，当今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有何异同？

沉杰：放眼世界，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三个国家在老龄化方面都呈现出非常相似又非常特殊的发展过程，即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生，并且不断进步。迅速。这是因为东亚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压缩的。我们只用了20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50年达到的经济水平。经济发展了，但人们的生活结构特别是意识的变化却相对缓慢，这就带来了极大的贫富差距。日本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时期，这也给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中国也进入了经济低迷时期，这意味着我们用于投资的社会资源较少，情况更加复杂。

但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老龄化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有一组数据可以对比。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7%。 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94年这一比例超过总人口的14%。日本用了24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又过了13年，这一比例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但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7%增加到14%只用了21年。与此同时，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目前甚至低于日本。此外，日本、韩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但中国正处于未富先老的阶段，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窗口更短，所以我们必须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您多次强调，仅仅谈论衰老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关注长寿。为什么这么说呢？

沉杰：大家越来越关注老龄化问题，但长寿问题在中国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家，平均寿命也是世界第一，所以长寿一直是日本的常态问题。根据欧美人口学家对日本人口的调查结果，1964年首次进行百岁老人调查时，日本百岁老人仅有1300多人。 2016年，有66,000人。 2020年，有80,400人。 2049年，预计将达到51.4万。据预测，2045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约43%的男性将活到90岁以上，20%的女性将活到100岁以上。研究人员估计，2007 年日本出生的儿童中约有 50% 的寿命将超过 107 岁。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据联合国人口研究所预测，未来我国百岁老人数量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从2005年的1.9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14.4万人，再到2050年的59.7万人。活到100岁是曾经是生命的奇迹，但现在可能会成为常态。人的寿命延长了20年，你过去的观念、过去积累的金钱、过去所做的各种安排，都可能满足不了现在的需要。这种悄然推进的长寿将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并迅速推动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

2022年9月24日，100岁的山田美子在日本岛根县的一家餐厅里制作饭团。这家餐厅是她和丈夫于1970年创办的，至今仍在营业（视觉中国提供）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这30年里，您对长寿有什么个人感受？

沉杰：我家附近有两位100多岁的老人，一位98岁了。我们这里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设施比较齐全，但是还是经常可以看到这些百岁老人出来活动。有时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做活动，或者扫地上的树叶。他们每周必须在固定时间外出两次，购买生活必需品。他们独自推着车，瑟瑟发抖。这三位老人中，一位与侄子住在一起，一位独自居住，另一位住在距离女儿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女儿每周或两周回来探望一次。看到这样的图片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就是一个人100岁了仍然可以自力更生，尽量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三联生活周刊：东亚社会都有“尊老”的传统，但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似乎都存在着一些代际对立。表现。您在日本观察到了什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沉杰：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家庭具有父权制的特点。传统的东方家庭崇尚三四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老人是智慧和权力的象征，具有权威性。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老年人的这一形象和定位逐渐弱化，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印象。在日本，一种被称为“老年意识”的现象近年来也蔓延开来，引发关注。我的直观感受是，过去人们在地铁上经常给老人让座，但现在很少这样做了。

我认为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有三个层面的因素。一是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瓦解。日本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到2040年，单人家庭将占日本所有家庭的39.3%。除了65岁以上老人独居外，不婚、离婚也成为独居的重要原因。夫妻同居占21.1%，其中空巢家庭居多。目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三代家庭数量低于日韩，独居家庭未来也将成为主流形式。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在中国尤为明显。因为我们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都是配给的。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引入了竞争思维，我们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市场的判断标准，如果你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提供生产和服务，你就缺乏价值。老年人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当然处于弱势地位，不仅是老年人，还有残疾人，还有一些被迫中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因此，我们判断人的价值的标准应该更加多元化，首先要尊重一个人作为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第三，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比如信息化、数字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新一轮的不平等，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影响很大。以前，老人在家里可能还是有一些地位的，可以买菜，可以做饭。但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网上购物。老年人很难适应。他们逐渐变得不那么自信，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越来越没有信心。怀疑。这两年疫情缓和了，我回国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我想我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但当我到达上海离开虹桥时，我想叫一辆网约车，但不知道怎么做。我去了很多地方。那里有各种需要扫描的代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日本也有数字技术的这种影响，但速度缓慢，给老年人留下了一些空间。比如打车的时候依然可以支付现金，出去买菜的时候也有各种实体店。

2016年10月21日，东京上野公园，一位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的老人自言自语（视觉中国提供） 重新定义老年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过去的理解，人变老是一个不断丧失、退出社会认同的过程，这实际上隐含着某种消极或贬义的价值判断。进入长寿时代后，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老年”？

沉杰：按照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定义是60岁，女性是55岁。虽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这个标准会逐步调整，但是你看现在很多60岁的人已经18岁了，人还是思维快、走路快，能做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 。而且，老年人群内部的差异也很大。有些人可能需要有人照顾，但有些人70多岁或80多岁了，身体和精神仍然很好，想做事。比如说，我今年70岁了。大多数日本大学都要求70岁退休。但是我退休后，我觉得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我一直在教日本学生，我也想教中国学生，所以现在我已经回国讲课了。所以我们的各种制度设计必须更加灵活，比如为愿意再就业或者创业的老年人提供条件。日本很早就实施了老年人再就业法，鼓励和帮助老年人在退休后找到多种工作。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

我觉得重新定义老年人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和认知的问题，一定要改变过去对老年人的负面看法。我现在生活在一个以独栋住宅为主的社区。退休后，我还参加了社区的很多活动，比如去公园扫地，参加社区自治会组织的各种义卖活动。在交通安全宣传日，我们自愿组织向大家宣传交通安全。在日本，各个社区仍然有很多志愿组织和网络，老年人是社区中最重要、最稳定的力量。 2016年，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和她的同事安德鲁·斯科特( Scott)写了一本书，《一百年的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 ：在这个时代，作者提出我们现在遵循的“接受教育-参加工作-退休”的三阶段人生模式不再适用，并建议三阶段模式应该转变为多阶段模式，即“接受教育-参与退休”。 “工作——受教育——参加工作——受教育”的多阶段、多项选择的人生模式。

比如，年轻人也可以中途退出竞争激烈的职场，选择回到学校接受再教育，积蓄知识和精力，为新的开始做好准备。同样，在度过了一些休闲时光后，老年人也可以选择重返竞争激烈的职场。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选择可以打破代际差距，年龄的界限也会逐渐模糊和淡化。

小田原邦男（中），72 岁，从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销售部门退休后，开始在横滨的一家疗养院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老年观”呢？

沉杰：日本社会近年来一直在倡导一个口号，就是创造共生社会。日语的表述是这样的：共同生活、互相帮助、相互依存的社会。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你是独立的，你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都必须得到平等的尊重。这个尊严包括卧床不起直至死亡的老人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说一个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基于这个逻辑，构建新的老年观念当然需要长期的社会教育。日本从中小学开始就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内容，比如开设模拟课程。老人可能会瘫痪，也有一些残疾老人眼睛看不见。他们如何移动和生活，这些课程将教孩子们提供一些模拟工具和场景，让他们亲身体验老年人面临的身体不安全感。这些年来我曾多次提到，希望我们国内的高校开设一些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公共课程或选修课程。日本的很多大学，包括东京大学，都有这样的课程。目的是教育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尽早树立一些常识。未来，我们社会20%甚至30%的人口可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实，需要做哪些准备，必须提前树立认识。

我还建议我们首先考虑改变老年人的术语。例如，华语世界的香港、台湾已将“老人”一词改为“长者”，日本也在20世纪70年代将“老人”一词改为“长者”。 “老年”。在日本，这个词首先在政策研究中被改变，然后在政府新闻中使用，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 “老人”这个词已经很少被使用了。汉字是象形文字的一种，在我们的词汇系统中，“老”字旁边有很多字符或词。事实上，这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与“老”相关的事物似乎都是负面的。我们可以从改变术语入手，比如改成银龄人、老年公民，或者只是成年人，慢慢地给老年人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

三联生活周刊：据人口学家预测，近年来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退休浪潮，数千万城镇职工将退休。看来，大多数人对于如何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在身心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已经步入老年或即将步入老年的人来说，您认为应该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过上更有尊严、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沉杰：首先，老年人自身的意识需要改变。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会出现所谓的代际矛盾？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多元化社会，但客观地说，许多老年人的道德价值观仍然相对单一。这是老年人自身存在的问题。他们需要改变自己，努力让自己的价值观多元化。改变。

其次，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设计。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有能力向退休老人特别是城镇退休人员支付高替代率的养老金。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现收现付的社会中，年轻人将承担起抚养老人的重担。保障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日本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正在逐年减少，而且削减幅度非常严重，打破了“养老金只升不降”的传统观念。因为最初的系统设计者没有人预料到老龄化速度会如此之快，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需要将资源转移到育龄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这也是无奈之举，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尽早规划自己的生活。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沉杰（受访者供图） 社会保障体系从“重视老年人”转向强调代际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说起日本的养老制度，就不得不提到2000年推出的长期护理保险（护理保险）制度。它被认为是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那些需要长期护理的人。定期护理。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尝试从中学习。长期护理保险最初是如何在日本社会达成共识的？

沉杰：确实，护理保险制度最大的问题是需要社会的认可和共识。因为护理保险的性质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不同：养老保险是现在买，老了再拿；养老保险是我现在买，老了再拿；养老保险是我现在买，老了再拿；对于医疗保险，大家肯定会头疼发烧，一直都会用。这些保险本质上是给自己存的，但是护理保险，我可能买了一辈子，不会花最后一分钱。这需要一种利他主义。可以说，护理保险颠覆了以往社会保险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思路。然而，应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社会，需要在制度和观念上进行创新，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日本社会也经历了长期的准备和复杂的讨论，不同利益集团也做出了多次妥协，才最终推出了这一制度。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尝试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您认为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沉杰：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确实比较详细。它基于准市场原则。政府制定服务价格并每三年调整一次。市场主体不得随意提高价格。老年人到这个准市场寻找第三方保险提供商。第三方服务机构根据其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应的分数向保险公司收取费用。这样，护理服务就形成了社会市场。它不仅是公共产品，而且具有市场化竞争，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

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大量民间资本进入护理行业。以往政府控制所有老年福利资源配置的格局被打破，经营主体开始多元化、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供家庭和机构护理服务的机构数量只有几千个，到2022年将超过25万个。 2000年，长期护理保险推出时，接受护理服务的人数为149万人，护理费用为2190亿日元； 2023年，服务人数将达到603万人，成本为8355亿日元。

此外，护理专业的配套设施也随之跟进，创建了许多新的大学和专业，专门培养护理人才。但这里也有一个教训，那就是人才流失率比较高。因为早期护理员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没有及时改善，很多人毕业后都去了其他行业。现在护理工作环境正在慢慢改善。我在这方面做过研究。如今在日本，护理行业的薪资比餐饮业还要高。收入水平在整个服务业中处于中高端，工资上涨较快。社会评价也比以前高很多。然而，日本仍然缺乏护理人员。政府目前也在推动外籍护理人员的培训。据统计，每年有超过4万名外籍护理人员在日本工作，这还不包括未纳入统计的人员。为了解决护理人才短缺的问题，日本下一步的改革是将护理、社会工作、育儿三项资质有效衔接从事福利服务，培养全能型人才，让这些人才能够循环流动自由地在不同的位置。这对我国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教育资源和社会工作资源存在资源浪费和利用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降低门槛，将部分儿童相关资源从“教育”转移到“福利”，将儿童保育、社会工作和未来保育结合起来，协调和制定专业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20多年暴露出哪些问题？

沉杰：目前护理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保人负担过重。这也是令日本社会头疼的问题。个人保费的计算标准根据收入水平和居住城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体来说，现在参保人承担的保费比2000年平均增加了3倍左右，这对参保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过重的负担。 。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从40岁开始。40岁到64岁之间，个人和雇主的保费减半。退休后，完全由个人承担。不管用与不用，都要交到死为止。我已经付了这么多年了，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次。以前是从工资里扣，退休后从养老金里扣。现在保费负担变得如此之重，动摇了大家之前对于这件事的社会共识。但由于日本总体上是契约社会，所以大家尽管不满意，还是继续付费。

据预测，日本的老龄化负担将在2040年后逐渐减轻。因此，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持续到2040年，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轻松。问题是如何确保其财政资源在未来15年的可持续性。现在他们的做法是开源节流。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中国年轻人在网上关于养老话题的讨论很多，这反映出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日本的年轻人也思考或讨论退休这个话题吗？他们的担忧是什么？

沉杰：日本有一个针对18岁到20岁年轻人的社会调查，每年都会进行一次。 2023年调查的主题之一是年轻人当下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项关于社会保障的调查。大多数18至20岁的年轻人发现维持年​​金制度很困难。这些老人现在能领取的年金，退休后可能就拿不到了。 60%的人认为年金制度需要改革。事实上，日本年金制度近年来一直在进行改革，试图寻找降低替代率的方法。由于养老金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目前退休的高收入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比20年前缩水了15%左右。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着手解决社会保障代际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退休后还应承担一定的保费和医疗费用，以减轻年轻一代的保费负担，实现代际负担均衡。我们应该考虑将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下一代身上，以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些护理知识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和中国的老年人大多依靠家庭护理，依靠亲友提供免费护理。然而，照顾者常常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外界足够的支持而遇到挫折。 。您认为社会可以为这些在家庭中提供无偿照顾的人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支持？

沉杰：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家庭护理和机构护理政策相同，财务支付标准也类似。但家庭护理费用相对较低，非重症护理优先考虑家庭护理。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刺激下，日本近年来发展了许多小型多功能设施，分布在各个社区。您可以在距离您家几步之遥的地方找到一家小型疗养院。有的可能提供日托服务，有的可能提供医疗康复、短期居留等。日本还特别重视护理休假制度。 1991年颁布的《育儿及家庭护理假法》规定，家庭中如有一人被认定需要护理，每年有权享受5天带薪休假；如果家里有两个人需要护理，每年有10天。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帮助家庭照顾者减轻压力和负担。

另一方面，我认为家庭照顾者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一些团体为照顾者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照顾者的困境，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他们也在小组内交流和分享经验，可以在精神上互相安慰。很多年前我就提倡全民护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家人、社会学习一些护理技能。我们要开始在学校开设有关老龄化社会的选修课，其中应该包括特殊的护理知识，比如如何给老人翻身，如何帮助老人排泄后处理，如何将老人从床上搬到床上。轮椅。等等，它不仅是一项实用技术，而且正在改变大家的认知。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关于养老的讨论很多还是在城市里。那么在日本，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与城市社区的养老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沉杰：日本城乡差异没有中国那么大。例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护理人员很少。目前，日本不少农村地区仍采用集中养老方式，重点解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日本农村地区也实行了青年协调员制度。由于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地方政府就招募他们担任青年协调员，为他们提供财政补贴，甚至腾出农村空置房屋供他们使用。青年协调员的主要责任之一是为他们所在地区的老年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护理，例如定期敲门，询问老人，看看他们需要买的东西，然后开车回去做集中的购物。分发给他们。我已经与一些青年协调员接触，看着那些年轻人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生育了孩子，并将家人带到那里。当孩子们要去小学时，他们会搬到这座城市。一些年轻人对陶器感兴趣，并返回农村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很难通过独自做这件事来谋生，因此他们是青年协调员的兼职工作。他们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并舒适地生活。

日本还在许多农村地区提供移动商用车。这些商用车经常开车去村庄出售商品。运营商有一名老年人名单。今天谁在这里，谁不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不在这里，他们必须来问问。他的情况。这项服务的运行成本不高，但提供了很大的护理。可以说，日本社会还在尝试各种方法来利用有限的资源来照顾尽可能多的老年人，每个人相互支持并共同向前发展。

Life ：您一开始提到，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正在瓦解，单人家庭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会带来什么挑战？我们对传统家庭的概念是否也应该得到调整？

Shen Jie：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定义家庭？许多社会学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传统上，血液被用作判断家庭的标准。这也是主流，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与那些不是主流的人认同？例如，如果年轻人在一起不结婚，他们的孩子必须具有相同的合法权利，应消除社会歧视。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在日本解决了。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仍在促进联合家庭的模式。政府提供了一些相对便宜的公共租赁住房，以吸引年轻的大学生或公司员工与老年人同住。他们只需要支付少量租金，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老人的需求。照顾。有老年人，中年人和居住在这些空间的年轻人，有些可能是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每个人都住在一个屋顶下。老人可以照顾房子，也可以为年轻人发送并收到一些东西。年轻人和中年人可以帮助老年人提供一些基本服务，互相照顾，并促进代际交流和整合。东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老师认为，创建家庭生活社区的“亲密生命圈”等新空间具有家庭功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家庭。我看到中国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团体关怀实践，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未来的家庭模式和老年护理方法肯定会多样化。人民之间将有自发的做法。同时，政府还需要做出一些机构安排来鼓励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