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暑假后从湖州三中转至嘉兴二中的学习经历与校园氛围变化

1911年暑假结束后，我从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湖州）转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升入三年级。二中的数学水平比三中高很多，老师也相当有诚意，我只好“追”。在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几乎“沉浸在算术中”——一方面，我要补习没有学到的东西（这是转校带来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新教徒，我除了算术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地球上的世界是什么？”

虽然二中和三中都是“省属”，一所在湖州，一所在嘉兴，而且学校的风土人情一模一样，但学校内部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特别关注算术和不特别关注数学是极端的；其次，三中的教职员工中，只有一位新来的舍监没有扎辫子，而所有的学生都扎着辫子，但二中的“和尚头”却不少。校长是假的。据说，因为他是校长，经常要与官员会面，所以不得不“冒充”他。但在学校里，假辫子往往是不戴的。其中一位英语老师“去过西方”，自然没有辫子。体育老师大概只去过南京或者上海，但他也没有扎辫子。两位算术老师也没有扎辫子。语文老师有朱希祖、马玉藻、朱鹏贤三人。据老同学介绍，他们都是校长的“同志”。但据我当时现场观察，有一个人经常顶着光头去上课；另一个虽然没戴瓜皮帽，辫子垂下来，但“可疑”。第三个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秃头老师那么多，自然也会有秃头学生。上学第一学期，大省二中就发生了“剪辫子运动”。结果是我进入的关卡被删减最多。这些光头党有的暑假结束后从家里走出来，成为了校长的“战友”。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因为家里不同意，有的是因为出校门太受关注。不过，学校里彻底的光头党还有十多个，我就占了一半。记得三中有一个同学，本来没有扎辫子，但因病重不得不“牺牲”，而且有医院证明为证。

二中的另一个氛围是老师经常来学生自习室聊天。这并不奇怪。从“封建关系”来看，教师大部分是嘉兴政府人员。老师和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发展一些世俗的友谊、亲情或家乡的友谊。我所在的自习室大约有二十个同学，其中三个“友谊”与两位数学老师关系最密切。于是两位老师经常过来聊天。我接受了这个“光”，它始终像一根刺在我的背上。读者大概可以想象，一位老师来到你的自习室聊天。聊天时，他突然像朋友一样问你：“只是几何（或代数）不好做，别怕，不难，算术。”很容易学，但如果中间缺了一个环节，或者前面的步骤不熟悉，那就算是大神也学不会。”然后他对“数学大师”们说道。随时在他的课上教你，你会觉得比上课叫你“面试”还难应付。 （仅仅通过还不够），看来你不帮老师，我之所以要“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1911年，“光头”是革命党的标志。二中的校长和老师都是秃头，不言而喻，他们总有一些“那”的东西。嘉兴府出了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家陶焕清，但当时陶焕清已经去世了。范古农似乎住在嘉兴市，只有少数年纪较大的学生知道，老师有时会去范家“听经”。然而，这几个学长并不知道陶一清的存在。得知“武昌起义”后，他们从体操老师的快嘴里听过一两次这个名字，也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军人去范府“听经讲经”。其实就是给陶焕清“念经”。

因为这些“光头老师”除了“光头”之外还只是“老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绝对不可理解（体操老师稍有例外，下文会讲到）。算术老师只教算术。抛开数学不谈，即使是光头假辫子的语文老师，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种族或民权思想。我记得我读的都是古书，朱熹祖教的就是《周观考工记》。只有朱鹏贤讲授“修身”，并自己编写讲义。全文都是句子的集合，他最喜欢的是《严家训》。现在想来，这对他来说或许有着深刻的意义。

说起体操老师（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是学校仅有的两名客座老师之一。他可能是台州人。他方脸，大头，一双深陷的眼睛，这在贾湖地区是很少见的。他说话很快。以“短小直白”着称的几何老师（这是一个扎着辫子的国文老师对他的称呼，原文是贾氏的母语，但现在没有拉丁化，所以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 ），还表示体操老师“胡作非为”。但我记不清他是如何“胡作非为”的。他经常来到我们的书房，说话带着生硬的台州口音，很难听清楚，态度似乎有些矛盾。

体操救援人员的后脑勺有一个凸起。由于他没有辫子，头也剃得像正宗的和尚，从远处看，他显得明显低人一等。喜欢讲笑话的代数老师经常当面谈论体操老师的“境界”并惊叹不已。谓之“反骨”。体操老师听到这句话，往往会情不自禁地露出自负的表情。是的，他严肃地回答：“小心点，你也要有一颗叛逆的头脑。”

嘉兴位于铁路沿线，距上海仅三个小时（按当时时间），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第一个得到“福布”消息的人是一位四年级的秀才，他不小心到校外去买东西。他在东门火车站拿到了一张上海海报并了解到了此事。消息在同学中传开，但也只是“流传”，“人心”中并没有“不安”。

那天晚上，代数老师又来到我们的自习室聊天。几个同学问他“武汉起义”的事，他的回答并不奇怪。后来，当他正要决定的时候，他指着自习室里几个没有剪辫子的同学（包括我）用证明方程的语气说道：“这些辫子，不过年了。”今年！”

让大家高兴的是第二天午饭后几何老师（他是季阳贤）的“聊天”。他一跑进自习室，就对假装辩手的同学说：“假辫子不用了。”然而，当时他自己却在装假辫子。所以当同学问他回答的时候，他说了很多话。或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记不起辫子的事了，除了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脸色涨红。

下午做完作业后，几个学生请假去东门买海报。这些人大多是等待上海公交车到达，上车后向车上的乘客购买。晚上自习室里谈论最多的就是剪辫子。可第二天，突然学校里的“光头”都扎起了辫子。据说，一名光头童学生早上来到学校，引起了街上“愚人”的注意。他们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人，所以学校里所有的“光头学生”都暂时戒严了。

已经好几天没有新的进展了。课程照常进行。然而，几何老师请假了，代数老师接替了。还有学生去东门买海报，但是比较难买。我记得有一天，大概是周六下午，我独自一人在书房里。突然，体操老师跑了进来，看到周围人很少，显得很失望。犹豫了一下，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东门。走。我是一年级学生，也是最小的一个（15岁）。我从来没有和老师接触过，所以暂时无法回答他。然而，我被催促去跟随他。

那时，我不认识嘉兴市的路，也没有去东门买过报纸。我对一切都是业余的。而且体操老师好像也不擅长，没有算出上海火车到站的时间。到了车站，车子正好路过，当然在上海买不到了。他再一次失望了，决定去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喝一杯。自然，他是款待。我一滴酒都喝不下去。除了吃蔬菜，我还教他怎么吃螃蟹。他讲了很多台州口音，但我大部分听不懂。我只清楚地记得一句话：“这一次，革命党一定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对吗？”他说得那么认真，现在想来，我觉得有点“好笑”。

从那时起，学校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害怕拿不到钱，入不敷出。提前放假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上海复苏的消息为提前放假的实现做出了贡献。放学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就听同学传说，解放上海的“爱国者”之一就是我们的几何老师。

当时我家乡的官是旗人，士绅商人们都觉得难免要流一些血。幸亏武官“懂义”，商会又筹到了钱，所以才平安无事地升起了白旗。至于旗官，则被“护送”出境。

接下来，老百姓忙着的就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砍掉一半；有人主张先砍掉一半；有人主张先砍掉一半。有人主张把四边剪掉，只留中间一把，照常编成辫子，扭起来，藏在帽子里；有的主张把四边剪掉，只留中间一小撮，照常编成辫子，扭起来，藏在帽子里；有些人甚至主张等到新年过后看到更好的日子再把它剪掉。一个和尚的头。

但学校却来信说开学了。于是我又没有扎辫子去上学了。几位老光头老师已经不在了，“他们还有更高的职位”，但那个带着“叛逆”本性的体操老师还在。有人说他曾经去过杭州，但半途而废。他还经常来我们的书房聊天，常常显得有点发牢骚。

来了一位新的宿舍管理员。因为老校长曾经在军政部门任职，目前又很忙，所以只能是名义上的。所以，这个新的宿舍长，权力很大。他的新政策是检查自习室，并禁止学生在自习时间互相交流或说笑。革命之后，我们自然认为这太专制了，所以我们就以闹事来应对。他的反应是一个缺点。终于，高考后的第二天，我们自习室的几个同学在外面喝醉了，回到学校质问他记过的原因。他们甚至用手打破了布告栏。战斗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很快我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我被开除。我是一起喝酒的人之一，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不过，大考前，我确实送了一只园鼠给典狱长，并在红包上写了几句《庄子》的诗句。于是，我永远告别了省二中。

《乐风》第20期，民国五年1936年10月

注：文章称陶焕清是嘉兴人，这是错误的。他应该是嘉兴人。